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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遗书考（第2页）

6官鄯善督使居寧

7入三百廿五錢入二百六十七錢

8到亟馳詣官

9史就

10

11情何有

12所

13縑一匹

14月口必

15人支誠

16傳審再拜

17府君教敦煌長史印元嘉二年九月廿日丁酉起

木简之时代，第17简下端明书“元嘉二年九月廿日丁酉”。史载东汉桓帝、刘宋文帝纪元年号皆有“元嘉”。据陈垣《二十史朔闰表》，桓帝元嘉二年九月为戊寅朔，廿日得丁酉。宋文帝元嘉二年九月癸丑朔，廿日壬申，与简文不合。因知此简确系东汉桓帝元嘉二年（152年）之物，距今已一千八百余年。其余诸简，以书体与上简比较，1、2、4、5、6、7、8、9、10，11，12，13，14，15，16号等，均与元嘉简接近，隶书意味已甚少，而楷书及今草之端倪初具，在简牍书体中，属晚期作品，其时代大致相同。唯3号简稍异，颇具西汉末至东汉前半期书风，时代稍早些。

按此十七简，1、3、7号为簿籍。1号简为官府牛车转输时出入塞防之记录簿。此简编缀于簿册最末，其右方，当分条具列每次出入关塞之牛、车、人数及时间，故简文曰：“右条”云云。相似之简例，如居延所出“·右私马一匹”（19·1）、“·右居延所移书”（35·10）等，均属同类。或可称之为“簿籍总计”，在簿籍中，具有“总计”、“总结”的作用。

3号为刑徒名籍簿。汉时罪人定刑后，可戍边以赎其罪，因而免带刑具，或免除强迫性管制，称作“弛刑”。亦或有逢赦而变为弛刑，其待遇均较自由。简文之“武威徒王口”乃武威发遣至敦煌边塞以为劳役之弛刑徒，惜简文大半残佚，无从知其详情。

7号简为钱财出入簿记。其中，“七”字作“七”形，乃东汉初期以后的写法。西汉至王莽时写作“+”，中竖划甚短，以与“十”字相区别。王莽开始，包括东汉初，约考虑到“十”、“+”不易区别，“+”写作大写的“桼”。后来，将“+”改造为“七”才逐渐代替了“桼”字。

简2、4、5、6、8、9、11、12、14号为官文书。其中简8“到亟馳詣官”一语，为官檄书常见辞语。一般多用于征召某人某吏，“到”字前当有一“书”字，全句多作：书到，亟驰诣官，会某月某日，毋以它为解等等。大意是：接到此书，快速乘马到官府报到，限期某月某日以前，不得有其它缘故。此简左侧残泐，但“驰”字左半尚隐约可见，“官”字同1、5、6简写法，可参考。

13号简或为楬识笺牌，已残，原形状不明。居延简、敦煌简已有实例，作长方形圆首牌状，用来楬识器物名数或文书名称。

16简为书信，“再拜”一词，屡见于汉简之书信札牍中。

15简性质不明，疑属名籍之类，如不误，则“支诚”当为月支胡人姓名。《流沙坠简》补遗考释中，录英人斯坦因发掘新疆于阗尼雅古遗址所得晋初木简，其引号“月支国胡支柱年卌九中人黑色□”所记“支柱”，即月支胡人。

17简乃邮书记录，居延简自称之为“过书刺”文书，即烽隧邮驿记载过往邮书之簿册。此简为簿册诸简中之一枚。凡此类简札，每一简记一事，最后合编为册，按时上报，以备稽查。该简书式分上中下三段，与居延简大致相似。上段“府君教”，乃文书性质、名称；中段为文书之缄封、发致者；下段书发书之时日。此简所记之文书，由敦煌长史封发，故中段书“敦煌长史印”，可证文书经敦煌长史以官印缄封。因此，“府君教”，当指教煌太守教敕部属之文书。教，有教谕、训斥义。但汉简同类简牍，一般除致书者外，又多写明文书所致之目的地，如居延简常见“北极檄一封，张掖太守章诣居延都尉府”的例式，张掖太守为致书者，而居延都尉乃接收文书者。因疑所记之书，为敦煌太守致所属部下之书。

《汉书·百官表》云：“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有丞；边郡又有长史，掌兵马，秩皆六百石。”《后汉书·百官志》：“每郡置太守一人，二千石；丞一人；郡当边戍者，丞为长史”。《古今注》又云：建武六年三月，令：郡太守、诸侯相病，丞、长史行事。十四年，罢边郡太守丞，长史领承职。由知边郡之长史，非仅掌兵马军事而已。

17简下端最末一字“起”，意为文书起程。居延及其它敦煌简或写作“起府”，“起官”。

汉魏时期，敦煌郡不仅为河西塞防之前哨，中西交通之门户，同时亦为经营西域之基地与中心。东汉自班超东归以后，西域屡次背叛，攻剿都护，朝廷于永初元年被迫“诏罢都护”。安帝元初六年（公元119年），敦煌太守曹宗遣行长史索班将千余人屯守伊吾，招抚诸国，为匈奴所攻没。曹宗请出兵击之，朝廷不许，仅置西域副校尉，常居敦煌，将营兵三百人，对西域实行羁縻。从此，历任敦煌太守、长史，多主持西域军政事务。（见《后汉书·西域传》）据同书记载，桓帝元嘉元年（151年），北匈奴呼衍王攻伊吾城，敦煌太守马达将敦煌、酒泉、张掖属国兵士四千余人至蒲类海击之。次年元月，即17简之元嘉二年，于阗国攻杀西域长史王敬。敦煌太守马达欲将请郡兵出塞击之，桓帝不许，以宋亮代为敦煌太守。又次年，即永兴元年，太守宋亮立车师后部故王之子卑君为后部王。直至桓帝永寿四年（158年），新疆发现的《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作亭诵》刻石铭，犹为“敦煌长史淳于伯隗”所作。可见，在汉与西域所维持的极其微弱的关系中，敦煌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前述之元嘉二年敦煌太守先为马达，后为宋亮，17号简的府君，可能是宋亮。

总之，这十七简尽管残断而字数不多，但对研究敦煌的早期历史及其教煌与西域的密切关系，仍不失为是一批重要的历史资料。

（原载《敦煌研究》，1985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