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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第2页）

·史将军发羌骑百入，司马新君将度，后三日到居延，居延流民亡者皆已得

度，今发遣之居延，它未有所闻·何尉在酒泉，但须召耳·闻所诏书未下部

·月廿一日守尉刺白掾

·甲渠君有恙未来，趋之莫府（EPF22。325B）

上二简所记之苞、史将军即史苞一人。据窦融、梁统二传，建武二年秋，隗嚣曾授窦融、梁统等将军称号，五年，刘秀予以认可。六年，隗嚣反，融等复解所假印经以示断绝。由此可知，简18下限是建武六年。自建武三年至八年共六年半间，唯建武四年十一月戊寅朔得有丙戍日，证此简必为建武四年，史苞之宣德将军衔，为隗嚣所加。

这里还需附带指出，居延简职衔凡称将军者，大多为莽末、建武初年简。而所见称大将军者，却不尽是建武初年的窦融，如新简：

20．□大将军印章诣中郎将，驿马行，十二月廿二日起□（EPT49。11A）

□万年遂长育受武强驿卒良□（EPF22。325B）

此简乃邮驿记录，所列邮亭武强驿在南，万年缝在北[详见拙稿《居延都尉甲渠塞建置组织地理位置考》（未刊行）。]，盖大将军文书由南方张掖北行致中郎将某的传进记载。据简制、书法、出土层位，其时代可能晚到东汉章、和帝。东汉前期出兵河西者，除窦融，尚有窦固、窦宪等人。窦固为窦融弟窦友子，早年追随窦融，晓知河西边事。明帝永平十五年，与耿忠、耿秉、秦彭等屯兵凉州（张掖），十六年（73年）发边兵、羌胡骑四万余，出酒泉、居延、高阙、平城塞，西北攻天山、伊吾卢。窦宪为融嫡重孙，章帝窦皇后兄，和帝永元元年（89年），与耿秉等再发大军出朔方、五原，大破北匈奴于稽落山，还拜为大将军。二年，宪出镇凉州（张掖），适逢北匈奴款居延塞求朝见，宪遣中护军班固行中郎将事，出居延塞迎之，至私渠海不果而还。上简所记正是此事，所谓大将军即窦宪，中郎将即大史家、《汉书》作者班固[或疑此简中郎将为建武六年征隗嚣之中郎将来歙（见《后汉书》本传），或为同年出使匈奴的中郎将韩统（同上南匈奴传），皆非是。]。按，班氏父子在两汉经营河西、西域上堪称功臣，其与窦氏家族之过往亦甚密切。班固父班彪，更始末流寓陇东，曾以天下大局劝说隗嚣，嚣终不悟，遂走避于河西。窦融闻其名，征为从事，待如师友，每每参与机密，窦融东向之策即出之班彪。固弟班超，永平中，从窦固击匈奴，受命出使西域三十一年，使五十余国内属归汉，中西交流绝而复通，功勋尤为卓著。而班固继父业撰作汉书，二十多年乃就。随即从窦宪北征，于军中典章政令。登燕然山，为宪作铭刻石纪功。次年复随军赴河西，奔走居延塞上。以上，均见汉书叙传与后书本传。此简所言，或即窦宪为迎会匈奴单于事致书先期至居延的班固，时间当在永元二年，与文献记载正合。因此，这条材料尤为珍贵重要。

窦融的归附刘秀，迫使隗嚣迅速联合公孙述，于建武六年反。此后，窦、刘配合默契，连续三次对隗嚣发动攻势。即六年秋出兵金城先击嚣之同盟先零羌；七年与刘秀夹击隗嚣，因雨路断而罢，八年闰六月，“车驾西征隗嚣，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虏、小月氏等步骑数万，辎重五千余两，与大军会高平第一”，“嚣众大溃，城邑皆降”。这最后一战不仅奠定隗嚣的败局，也打通了长安至河西之间最简捷的安定道（即经由京兆尹，右扶风，安定郡之月氏、乌氏、泾阳、高平、祖厉而与武威郡媪围、朴寰刂相接）。

八年征隗嚣事，简19略有记述。此简为甲渠塞守尉致某掾的刺书，告知所闻军情。窦昭公，疑是窦融弟窦友，即窦固父。字昭公，与窦融字周公同例。窦融传云，六年夏，友诣阙，因隗嚣反，至高平道绝而返，与该简所言似为一事。但八年七月刘秀曾亲将耿弇等攻天水郡上邽，六年无亲征天水事。此简言“天子将兵在天水”，必为八年八月。另又知，其时河西进入战事状态，人心惶惶，流言讹传甚多，而居延塞下层吏民对此似一无所知。“闻羌虏欲击河以西”语，大约属于一般人士对此次战争原因的解释，可见并不知情。“史将军发羌骑”云云，或指张掖太守史苞遣属国羌胡骑兵至居延。这时，流亡于居延的各地流民发生逃亡事件，北边匈奴又时而骚扰，局势颇动荡不安。

建武八年，窦融等因功皆封侯，还镇河西。“以兄弟并受爵位，久专地方，俱不自安、数上书求代”。十二年陇蜀平，诏赴洛阳，上大将军、凉州牧印绶，十三年，还大司空，顺从刘秀旨意，小心地度过后半生。居延简排年，建武年号至八年底突然截止，九年至十二年间情形不明。又据发掘迹象及遗物，像是有准备地停止了屯戍活动。因而估计当八年东征隗嚣时，居延塞防（或部分）相应地有所收缩、转移了。

窦融在动乱中出守河西十四年，最初欲割据自立，后又归向刘秀，“拔起风尘之中，蝉蜕王侯之尊”，为莽末群雄中侥幸独存者。其成功处在于具备天时、地利、人和诸条件。然而识大体，有远见，顺应历史潮流，以及注意民生，改革政治，团结民族，抵御外侮等，远胜于他人，更是重要因素。东、西汉开拓河西、西域的事业，由予他的承上启下，而得以巩固、发展。这些，新简另有不少资料，容别篇再述。所以，本传论之曰“经国之术无足多谈”，实在是出于正统观念的贬谤，极不公正！但说他机警多谋，甚至“徼功趣势”，却不无道理。他确实是经历了一段反复而又反复的曲折历程。

两汉诸吏俸制度剖析

两汉官吏俸禄，按照官吏秩别订有全国统一的标准。官秩，是用“石”数表示职位、待遇和任用不同的等级，自三公、大将军到最低的斗食小吏，共分廿余个秩别，[参见《汉书·百官公卿表》、《后汉书·百官志》、《汉官仪》、《后汉书·光武帝纪）。]故俸数也有廿多个级差。两汉各时期的官秩、俸数不甚划一。例如，西汉时期秩别较繁多；俸禄以付钱的形式为主；高、低秩别间，俸数相差悬殊；在宣、成帝时，曾两度“益奉”，增加俸禄。王莽时，改付钱为付谷。东汉时期，最初省并官员，减省了某些秩别；建武廿六年实行新的俸制，付给半钱半谷；到殇帝延平年间，又颁发一次制度。

居延汉简的吏禄簿籍乃当日官吏受俸实录，往往可补史籍记载之不足。陈梦家先生曾认为，居延边塞吏禄实况略如文献所记即上文所述[陈梦家《汉简所见奉例》，《文物》1978年第1期。]。但新出汉简表明，过去的有些看法尚需再探讨。而此册（下简称“三年奉例”）的发现，弥补了两汉各种俸制中间的缺环，因而对汉时俸禄制度的演变、渊源关系等，也产生一些新的认识。

三年奉例，只对三个秩别的五种官职俸数作了规定，简7的诸职未定俸数，还有其他属吏亦未一一列出。这大约因为已有上述三种标准可资比照，又诸吏俸禄形式不同的缘故。

两汉各种俸制的秩别、官职、奉数等资料较多，且大多已为前人学者所引用[陈梦家《汉简所见奉例》，《文物》1978年第1期。]。为了节省篇幅，笔者认为三年奉例所列三种秩别、五种官职具有典型性，能够说明问题。因此只将各种俸制有关此三秩的资料汇列为下表，进行分析。其余秩别、官职的俸禄资料，不再一一赘引。

上表的西汉制，引之文献记载。比二千石的都尉俸数万二千钱，见《汉书·贡禹传》，但原作秩二千石，陈梦家据两汉书百官表、志及《汉官仪》，更正为比二千石。西汉、王莽简文，为居延新旧汉简所见。新制，即建武廿六年“百官受奉例”，见《后汉书·百官志》。延平奉例，见前书新制注引荀绰《晋书·百官表注》。括号内之数，为笔者所补加。

两汉之郡、部都尉，秩皆比二千石。《后汉书·百官志》州郡条：“每属国置都尉一人，比二千石，”属国为郡国之误。居延西汉简中无郡、部都尉月俸记录，王莽时简有之：

21．V张掖居延都尉丰言愿入一月奉用泉万二千（EPT59。539）

莽时称钱曰泉。《汉书·王莽传》记始建国四年与地皇元年，募天下吏民之马、布帛、谷物以助征匈奴；又令吏民以义入钱、谷，助作九庙、辟雍。此简言愿入一月奉，当即其事。以此知比二千石吏月俸，自西汉元帝时（即前引贡禹传）至王莽，皆为万二千钱。

都尉丞、居延令，三年奉例所列奉数相等，应同秩。据两汉百官表、志，西汉都尉之丞秩六百石，东汉为比六百石。西汉县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其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东汉县令秩千石，六百石吏之丞、尉秩三百石，两汉之秩别稍有差异。三年奉例似沿用西汉制度，此二职皆秩六百石。其俸数，旧居延简（甲543）“始元六年十一月奉用钱六千”，陈梦家以为是都尉丞，司马等吏月奉，其说可从。王莽时六百石之俸数，简中无记录，但有同秩之部候月俸可资比照：

22．□甲渠鄣候敦煌广至县庆里张获秩六百石（EPT。104）

23．·右候一人未得三月奉用钱六千（EPT。59。35）

候一人六千令史三人二千七百

24．五风四年三月奉禄簿尉一人二千尉史四人二千三百（EPT5。47）

士吏三人三千六百候史九人其一人候史□有功五千四百

汉时军候一职，百官表、志有六百石、比六百石二个秩别。西汉居延简部侯秩比六百石，月奉三千钱，例证甚多。简22、23为西汉末或建武初年简，简22明言部候秩六百石。可见汉末、王莽、建武初年的部候秩别已从秩比六百石调为六百石，其奉数均为六千钱。由此可知六百石吏月俸，自昭帝时直至王莽也不曾变更过。

三年奉例的居延丞，居延左右尉月奉皆十五石谷，秩亦应相同，准百官表、志，秩别似为三百石。但西汉、王莽简无此秩数记录，唯汉简塞尉（部候的副手）秩二百石，月奉二千钱，例证较多。三百石秩之吏，俸数当在比六百石与二百石之间，故表中补作：〔3000~2000钱〕。

以上先讨论了上表西汉、王莽时期的部分秩吏奉数。从表面数字看，上述五种制度：西汉（包括文献、汉简所记）、王莽（汉简所记）二种制度为一系统，同秩奉数未变，付奉以钱为主。新制、延平制二种制度为一系统。其奉数，据陈梦家研究，延平制是将新制谷数之半，按每百钱一斛的比例折为钱，另一半，大致按每斛谷粟出米六斗的比例化为米。例如，新制的谷100斛，50斛合钱5000，另50斛合米34斛，所以此二制是一。又此二制皆采取半钱半谷的形式。唯独三年奉例较特殊，一是全以谷付奉，二是奉数较低，三是另有部分吏奉由都尉“便宣裁予”和“从史令田”，在五种制度中自具恃色。

以下先比较五种奉制之间的关系。

按古代俸制作为官吏制度的附属部分，甚受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制约，特别与物价、货币价值休戚相关。而此点，过去研究汉代俸制时甚少注意。

两汉谷价，据劳干等学者研究[见劳干《居延汉简考释》（石印本）考证部分卷一，以及陈直《两汉经济史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281页。]，大致是西汉偏低而东汉偏高，其中王莽一段时间最为昂贵。西汉文、宣时期，石谷有贱至五钱者，平时官平价一般每石不足一百钱。元帝时稍增，平价二百钱左右。王莽天凤以后至东汉建武初年，战乱不休，天下大饥以至人相食，谷粟石万钱，豆款竟至二万。东汉一般年景石谷价格较西汉高出一倍，数十钱者罕见。至于边郡谷价而见于汉简者，西汉每石多百钱，与文献记内郡者仿佛。至莽末、建武初，如新获建武三年责寇恩事册记河西谷石四千，居延三千[甘肃博物馆汉简整理小组《建武三年候粟君责寇恩事册释文》、《文物1978年第1期。]，前引简19建武八年河西麦价石千二百钱，谷或稍贵，但均比内郡便宜些。如以谷价衡量奉禄，西汉到王莽中期奉数虽未变，然实际所值却日益贬损。例如，西汉比二千、六百石二秩奉数分别值谷100和60石，莽时，按每石谷最低价二千钱计，仅值谷6和3石，只抵西汉的120（按最贵价万钱计算，只当1100）因此，新莽不得不开始用价值较固定的实物布帛等付奉。天凤三年五月，莽正式下令用谷物付给奉禄，颁布新的制度曰：“自公卿以下，一月之禄，十繌布二匹，或帛一匹，予每念之，未尚不戚也。今陒会已度，府帑虽未能充，略颇稍给，其以六月朔庚寅始，赋吏禄皆如制度，四辅、公、卿、大夫、士，下至舆、僚，凡十五等。僚禄月，岁六十六斛，稍以差增，上至四辅而以万斛”。[《汉书·王莽传》。]实际上，在这以前已经执行着实物奉禄了。下列诸简：

25．当曲隧长刑晏七月禄帛三丈□（EPT6。2）

26．次吞隧长时尚七月禄帛三丈三尺八月戊申毋任取（EPT6。76）

27．□……王韦七月禄帛三丈三尺八月癸卯自取部（EPT43。46）

皆以布帛付奉，时间约在天凤三年六月以前。这种方法虽可勉强应敷危机，但由于赋税不收，仓廪空虚，很难贯彻始终。所以，天凤三年六月以后汉简是否不以钱付奉，尚未能断定，钱、俸和谷俸似不绝对以之为界。新简王莽时除钱、谷、布、帛以外，韦、絮之类皆可充作奉禄，还一度启用“大黄布千”钱[新居延简作“大黄布”，《汉书·食货志》称“大布”。陈直《汉书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81页读作“大布黄千”，误。

]，候长以下诸吏月俸一律十三枚，合钱万三千。可见其朝令夕改、无章可循的混乱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