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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第2页）

坞在关门内西南侧。坞墙北长36。5、南长35。5、东残长24米。东南角敞开，或系坞门所在。残墙最高处70，厚70~80厘米，夯筑，夯层5~8厘米。从发掘来看，这个坞址曾经重修过。坞墙和房屋（F6~9）、马厩（F4、5、10~13）是同时期的，其下叠压较早的坞墙（在西北角）、灰层、房屋（F14）的土坯墙、积粪层。F12、13之下发现更早的灶坑、桔槔、篱笆墙。

坞西南角残存烽台和方堡，南北毗邻。台方7。7×7。8米，经重修，外壁贴砌土坏，内芯为早期夯土基，土中斜插许多小木棒。夯土方堡（F1）13×12。5米，壁厚1。2~1。3米，门窄小，内有曲折迂回的夹道，两侧分布住室、灶屋、仓库、院落。堡内发现灶台及印章、砚、木刻偶像和成帝“永始三年诏书”等简册。台、堡周围的虎落木桩与关城的一样，木桩打破了台北和堡东各一段坞墙。堡门附近发现一枚残破的转射。整个建筑有被火烧过的痕迹。

1930年前西北科学考察团挖的D、E二坑在南坞墙外侧。这一区域灰层厚达1米，其西、南面还有大片灰层未及清理。D坑挖在上层，该层的简主要是元、成时期的。E坑打破属于昭、宣时期的下层，这次在附近的底部出土武帝元狩四年简（EJT10:311）。1972年在该处地表扰灰中还发现一枚“元朔元年”的残简（72EJ:77）。

金关出土的实物很多。有货币（半两、五铢）；残刀剑、箭、簇、表、转射、积薪；用于屯垦、戍务的各种铁具、农具、竹木器械，各类陶、木、漆、竹制的生活器具，大量的丝、麻、毛、革制的衣物、鞋、帽及其残片，鱼网网坠、织网梭数量很多，粮食有小麦、大麦、糜、谷、青稞、麻籽等七、八种，还有棨信、印章、泥封、笔、砚、木板画、尺以及珍贵的麻纸。

金关地区早在武帝中期即有政治、军事活动。昭帝时，已称金关或金关燧，同时又名“通道厩”（见73EJT10，元凤四至六年通道厩“财物出入”、“谷出入”等简册），这与金关地处交通要道、现存大量厩圈遗迹等情况相符。可见，当时这里至少有三个单位，兼有关卡、斥候、驿厩等多种职能。屯戍的衰落，约在王莽末年。建武初年，活动相当冷落。

从金关向北2公里的第一座烽燧，出土简文表明，该处为橐他塞莫当燧，亦是该塞南部候长治所。橐他、肩水二塞的分界，当在金关、莫当燧之间。

以上3个试掘遗址出土的遗物共2300余件。这些文物，多半是低级士吏和戍卒亲手制作并长期使用后抛弃的。虽然十分简陋残破，却生动、真实地展现出昔日屯戍生活的情景。

下面选择几件文物，略加介绍：

弓（EPT31:05）1件。缺弦的反弓，长130厘米。外侧骨为扁平长木，中部夹辅二木片，内侧骨由几块牛角锉磨、拼接、粘结而成。两梢渐细，各凿系弦的小孔（或为装弭处）。表面缠丝髹漆，外黑内红。时代当王莽至建武初。

箭（EPT57:011、012）2件。竹杆，三棱铜簇，全长67厘米，首尾缠丝髹漆，尾羽1条。其中一枚的杆上阴刻“睢阳六年田”五字。出于下层，属于昭、宣时期。又金关一枚残箭杆针刻：“元凤三年，执金吾护工卒史喜、考工令通、丞常、令史奉省……”，系由中央政府监造。

转射，三地都有，属于遗址晚期器物。高宽41厘米左右，中心有圆轴，上开一内高外低的斜孔，下按小柅，能控制左右转角120度。此器与居延简文所谓“转射”颇吻合[劳干《居延汉简考释》释文卷二，简89、21：坞上转射二所，深目中不辟除，一所转射空（孔）小，不承长辟（臂、弩臂）……一所转射无穉（？）”。]，砌在坞顶的堞上，可承托弓弩向坞外左右发射，或透过斜孔向外观察敌情。

苣（EPS4s047，48）2件。为长82，径8厘米的芨芨草把，中间横插2或3根短木棍，其中一根燃烧过。

尺2件。竹尺（EJT10:04），长23。6厘米，边缘刻十等分，属昭、宣时期。木尺（EJT37：01）长23。2厘米，墨线界格，属西汉晚期。

木柱、斗（EPT48:020）八角柱，残高85、径15。5厘米。上端圆榫上插一栌斗，斗口弧形，约属西汉中期。这是现存较早的木建筑斗拱构件。

棨信（EJT21:01）21×16厘米。红色织物，上方缀系，墨笔篆书“张掖都尉棨信”6字。按张掖都尉，即张掖郡都尉。棨，《集韵》曰：“形如戟，有幡书之，吏执为信”，为一木制形状特殊的信物。前述第四燧的封检，可能就是棨，很像戟形。而这件棨信，文字简明，显然属于幡信之类。它可能是缀在信使所执的棨上（或悬于车马仪仗的棨戟上），或单独持行。既是通行关禁的证件，又是高级官吏的一种标识，与居延所出一般的木制符传过所有明显区别。

麻纸二种。纸Ⅰ（EJT1:011）出土时团成一团，经修复展平，最大一片长宽21×19厘米，色泽白净，薄而匀，一面平整，一面稍起毛，质地细密坚韧，含微量细麻线头。显微观察和化学鉴定，只含大麻纤维。同一处出的简最晚年代是宣帝甘露二年。纸Ⅱ（EJT30:03），长宽11。5×9厘米。暗黄色，似粗草纸，含麻筋、线头和碎麻布块，较稀松。出土地层属于平帝建平以前。

木板画，画（EPT51:06）9×6。6厘米，墨线勾出一只带翼的虎，线条富于变化，作于王莽或建武初。画（EJT2801）25×20厘米，出于下层，属昭、宣时期。画虽不精，但作风古朴。有趣的是，金关有一枚简记载了一幅美术作品：“画，一吏一马，横幅”（EJ:601），与此画颇吻合。

二

甲渠、第四燧、金关三地共出简19637枚。除在地面和扰土中采集少数木简外，其余都有出土方位或层位。

目前已整理编号的17210枚，绝大多数是木简，竹简极少。就形状尺寸而言，有简（扎）、两行、牍、检、符、觚、籤和有字的封检、削衣等几种[史籍关于简牍的名称、制度，名目繁多，可参见王国维《简牍检署考》、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夏鼐《新获之敦煌汉简》。文中的扎，两行，系居延简文自名，其他均习用名称。]。

这些简册，出土时，有的是废弃前夕还在使用的文书，时代晚、成册的多；有的堆储在

一处，有的与杂草、畜类混合堆成积薪，有的垫在圈底，或当作垃圾抛在各处。

初步整理出的70多个完整和较完整的簿册，有的出土就联缀成册；有的编绳虽朽但保持册形，有的散落近处可合为一册。这些多数有纪年，内容连贯。其中也有因不易区分，暂归一册的，如元凤五年、六年“通道厩粮谷出入属”（EJT10）共72枚，包括两年的5个月簿。册的编缀，据编绳残迹看，有二道、三道两种。王莽时期还有用红绳编缀的。

有些簿册是对来文的复文，二者同出一地；有些是上报文书的存档底稿；有的加缀存档的标签。像诏书、律令、科别、品约、牒书、推辟书、爰书、劾状等，都有一定的行文程序和文牍格式，对于研究古代文档制度，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

简册的内容非常丰富、重要。它不仅记录了居延地区的屯戍活动和兴衰历史，而且还保存了一些从西汉中期到东汉初年的文献资料，涉及整个汉代社会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法律、哲学、宗教民族等各个领域。

现在就三地已发现的汉简，特别是完整的簿册和新材料，择要介绍如下。其中简册名称除已有定名的以外，其余都是根据内容拟定的。

一、政策法令和重要事件

甘露二年“丞相御史律令”（EJT1:1~3），3枚。这是宣帝时追查广陵王刘胥集团阴谋篡权活动，通缉逆党逃犯而发布全国的一份文件。刘胥，武帝子，勾结楚王刘延寿等，在昭帝时期即觊觎王位。五凤四年，谋反事发，畏罪自杀。此事载《汉书》本传等篇。此册提到的人物很多，具列逃犯姓名、年岁、身份、经历、体态、习性等特征，责令郡守“严教属县官令以下啬夫、吏正、三老”详加侦讯，“推迹未罢，毋令居部家中不举”等，可以看出当时审理这一重大案件是十分坚决的。又甲渠残简（EPT43:93），内容同此册，当属同一文件，可互相参证。

建武六年“甲渠部吏毋作使属国秦胡卢水士民”（EPF22:696、41、42），3枚，皆两行。首简为簿检，文曰：“·甲渠言部吏毋作使属国秦胡卢水士民书”。第二简下部残，据同出的另一册，可补齐部分文字，补文写在括号之内：“建武六年七月戊戌朔乙卯（甲渠守鄣候敢言之府移大将军莫府书曰属国秦胡卢水士民从兵起□□”。第三简：“□之明告吏民诸作使秦胡卢水士民畜牧田作不还有无四时言·谨案部吏毋作使属国秦胡卢水士民者敢言之。”根据内容来看，这是上报文书的存档底稿。大将军，即当时驻守河西地区的“行河西大将军事、凉州牧、守张掖属国都尉”窦融。卢水士民，应即史籍记载的卢水胡（见《后汉书·西羌传》等）。卢水，即源出祁连山、流经张掖最后汇成额济纳河的黑水。这个古老的世居河西的少数民族，魏晋南北朝时期多次参加关陇农民起义。卢水胡的沮渠氏还建立北凉政权，后西迁新疆高昌。关于它的种姓问题，阙疑颇多。此册称之为秦胡，据《汉书·匈奴传》：“秦人”，师古注：“秦时有人入匈奴者，今其子孙尚号秦人”。那么，秦胡有可能是指秦时移居河西已经匈奴化的外族人。关于窦融，后汉书说他“政亦宽和，上下相亲”，“保塞羌胡皆震服亲附”。建武五年，莎车王康拒抗匈奴，拥卫汉朝，先与窦融交结，窦融承制立康为莎车建功怀德王、西域大都尉，管辖五十五国，使王莽以来的西域绝而复通。建武八年，他亲率河西五郡及羌、卢水胡、小月氏兵骑，与光武帝刘秀共同击败了陇东隗嚣。后来他又是汉朝处理民族事务的主要顾问。此册明申：禁止役使卢水士民的牲畜、劳力，给予特殊的优待，有利于共同对匈奴作战。

属于本类的简册还很多。如昭、宣时期的简（EPT52:15）可能是《盐铁论》所谓“盐铁令品”的条文之一，“大司农罪人入钱赎品”散简6枚（EPT56）约是武帝元封六年桑弘羊任大司农以后制定的赎罪令，建武初年残册（EPT22）20枚，引，“旧制律令”、“捕斩匈奴虏反羌购赏科别”，很可能就是武帝元朔六年“有司奏请置武功赏官以宠战士”的奖赏条例（《汉书》本纪）。成帝时期的“诏书辑录”残册（EJT22、37），包括文、武、元帝一些诏书的简要内容。成帝永始三年“诏书”册（EJF16）16枚，是一份反映西汉末年严重的阶级矛盾的重要史料。王莽“诏书辑录”残册（EPT59），包括始建国、天凤以及居摄年间的一些诏书，并有发文日期。同时期的还有关于更改官制、改长安名称和五均平准内容的“诏书”、“律令”残文四种（EPT6、59）。反映王莽政权使者巡视边塞的，有地皇三年“天子使者行塞敕吏卒记”、“省兵物录”（EPF22）二种18枚。建武时期的，有三年大将军“居延都尉吏奉谷秩别令”（EPF22:70~79）；四至六年甲渠候官“言府书”（EPF22）五种，内引光武帝禁止嫁娶过制、屠杀马牛、砍伐树木和五年大赦令等诏书；建武初年“军情”简（EPF22:325），是居延屯戍官吏之间互通情报的一封书信，透露光武帝进兵陇东，与窦融联合，筹划进击隗嚣的一些重大政治、军事活动。

二、关于居延屯戍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