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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第3页）

此类完整文书最多，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1．屯戍制度、条例。如建武初年“塞上烽火品约”（EPF16:1~17）17枚。字迹漫漶，可辨识十之七八。简长38。5厘米，前16枚，每简首部标小圆点，尾简署标题。这是居延都尉甲渠、卅井、殄北三塞临敌报警、燔举烽火的条例，即联防公约。大约因为具有“法律”性质，所以比一般的简（长23厘米左右、相当汉制一尺）处长些[古代著写法律的简较长，有所谓“三尺法”、“三尺律令’、“二尺四寸之律”等称，见《汉书·杜周传》、《汉书·朱博传》、《盐铁论·贵圣篇》等。]。条文规定了在匈奴人侵扰的不同部位、人数、时间、意图、变动以及天气异常等各种情况下，各塞燧燔举烽火的类别、数量，如何传递应和，发生失误如何纠正等等。像这样完整的烽火品约，规定如此详尽灵活，尤其着重于传递速度和相互配合，组成一个高效率的警戒通讯体系，是前所未见的。这对于研究我国古代烽火制度、恢复居延都尉塞防的结构，了解整个居延军事系统的组织、纪律及运筹指挥等，都具有极重要的资料价值。

2．官亩任免。如建武五年“居延令移甲渠吏迁补牒”（EPF22）。

3。军纪、赏罚。如“候史广德坐罪行罚”檄（EPT57:108）一枚此檄为处罚候史广德的通报，以树枝草草削成，长82厘米。正面，斥责他管理部燧不善、军粮不齐、未按命令如期汇报，处分打五十杖；背面，列举其部所属的十三至十八燧戍务败敝的事实。此檄在该地点下层出土，据共存的简断代，当为元康年间。

此外还有河平三年“斥免将军行塞所举燧长”（EPT5的；同年“验问候史无追逐器”（EPT59），天凤三年甲渠“米糒少簿”、“兵物少不足”（皆EPT6）；地皇四年“验问燧长不在署”（以下皆EPF22），“贫寒燧长罢休当还食”；复汉元年“候长私去署、教敕吏卒无状”；建武三年“审阅器物不具簿”、“误死马驹案”；四年“燧长失鼓”、“推辟丁宫入官檄留迟”；六年“召问渠长失亡”；七年“燧长诣官失符”、“诣官误时当坐”等简册。

建武四至六年，还有一种甲渠候弹劾、治裁违法官吏的“劾状”（EPT20、68）多册。罪状是：亭燧败破、行烽火不合品约、弱不任职、酗酒、偷盗、伤人、逃亡等等。如建武五年“候长王褒劾状”（EPT68），说这位候长因树丛遮挡，看不清对面烽台发出的信号，匆忙间指派燧长骑驿马前往探询，结果在河谷低洼处与埋伏的匈奴骑兵发生激烈格斗，人马尽被掠去。了了数语，描绘的有声有色。

4．例行公文、公事。如有昭、宣时期“作治鄣塞”（EPT57~59）7枚，记录了修建项目、规格、用料、人数。元康二年“皇帝玺书驿录”（EJT21）是传递宣帝致书居延骑千人紧急命令的记录。阳朔三年“肩水士吏即日视事”（EPT23）是官吏上任通告。居摄三年“官大奴杜同出入牒”（EJT8:51、52）是官奴婢的通行证。地皇四年“使者移诏书录”（以下皆EPF22）是批转诏书的文件。更始二年“甲渠督盗贼督蓬火”，督促下级加强警戒。建世二年“将军行寒，候长、渠长并居”，命令官吏集中等候视察。建武三年“燧长病书牒”（EPF22:80~82）是当时的请假条，先由燧长申请，再经候长转报，最后一简左侧，有候官的批示“今言府请令就医”。

5．名籍、兵器、奉廪，钱粮簿。如元凤五年、六年“金关财物出入”、“通道厩粮谷出入”（EJT10）。始建国二年“橐他塞莫当燧守御器簿”（EJT37:1537~1558），报告所存48种防守器械的名称、数字；同期的“骑士名籍”（E3F3）62枚，上中下三排横写，按军营编队，分别登记100余名骑士的姓名、职务、籍贯。地皇三年“劳边使者过界中费”（EJT21:2~10）9枚，编联完好，是王莽的使者在金关食用米肉的开支。此外还有地皇四年甲渠各部“兵器折伤簿"（EPF22，F25）二种，建武三年、六年“甲渠兵器出入”、“胡虏所盗兵器”、“官兵器核计簿”（皆EPF22）以及同期的吏卒“廪食”、“腊肉钱簿”（EPF16。22）等多种。

6．爰书。如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责寇恩事”册（EPF22；1~36）：这是此次所获最完整的一册，共36枚，出土时呈卷状，文字面朝内。注明年月、名称的木牍就在近旁。据时间、内容、简制等判断，这是关于甲渠候粟君与客民寇恩讼诉之事的部分存档材料。简36号是档案的标签。寇恩因粟君无理扣押了他的车器，并抵赖他为粟君买米肉所出的钱，告发了粟君。可是粟君却致书居延县庭，反诬冠恩卖掉借他的牛不赔，得不偿失。于是“验问了”寇恩，其口供即本册的简1~20。后来，粟君又致书居延都尉府，府令重新验问寇恩，第二次口供即简21~28。都乡啬夫宫将此口供连同报告（简29~32）一起上报，由居延县批转（简33~35）甲渠候官。看来，粟君的官司是打输了。册中关于居延高级官吏合伙经商，盘剥雇工，为非作歹，居延、河西的经济、交通；当时的法律、诉讼及司法程序等情况，记述详尽。如“先以‘证财物故不以实，赃五百以上，辞已定，满三日而不更言请者，以辞所出入罪反罪’之律辨告，乃爰书验问”。是指验问之前，先向被验问者宣布有关的法律条文，讲明利害。不仅记载了汉律原文，而且记录了审讯实况，实属难得。

在大量残册散简中，内容更加广泛。诸如各塞部烽的名称位置、隶属关系、人员编制、武器装备、戍务劳作，各种吏卒、家属、百姓、奴婢、刑徒的名册、考核，交通证件和公文、邮驿记录，各类钱粮财物的收支，调输、赋税、财产、买卖、雇佣、借贷的计算等等，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居延以至全国的政治面貌、经济状况、军事系统、屯田水利、地理交通和各时期的变化。如昭、宣时期，梁国赴张掖的戍卒一次达1095人（EJT25:86），赵国戍肩水的564人（EJT28:63）等等，不再一一例举。

三、书简资料

王莽或建武初年“相利善剑刀”（EJT40:202~207）6枚。第五、六简之间有缺佚。是一篇鉴别刀剑优劣的专著，文义精赅，阐述善剑、弊剑及花纹的标准共14条，涉及到剑的形态、纹饰、成份、制作技术、发展史等重要问题。所说的刀剑，已不是先秦的青铜武器，而是铜铁锻铸的。它可能是《汉书·艺文志》所载佚书《相宝剑刀》的部分抄本，值得很好研究。其他还有《算术书》、《九九术》、医药方、《苍颉篇》、《急就篇》、《论语》等著述残简。

各种形式的“历书”、“干支表”数量很多。与天文星像有关的简也有发现，如记载日食的残简（EPT48:144）“句犬（狗）食日……戊申”；记载星位的禁忌简：（EPS4T2：105）

大时北方西方

小时并在东方东方南方

地理方面，发现长安至河西的驿置里程简（EPT59:582），横排四行，列京兆、右扶风、北地、安定、武威、张掖郡20个地名和里程，是一份关于西北地理、交通的重要资料。

四、关于纪年简

有纪年的简1222枚。

武帝中期的数量较少，发现有元朔元年（72EJ:77）、元狩四年（EJT10:311）、天汉二年（EJH2:54）、太始二年（EJT9:227），征和三年（EJT24:208）、后元元年（EJ:284，EPT53:109）等。元朔残简仅四字“元愬元年”，疑是学字书，其余的都是官文书。

元狩四年（前119年）简：“牒书除将司御三人、一牒，元狩四年四月甲寅朔甲寅，尉史□敢言之”。这是一份官吏任命书，证明居延此时已有建置设施。这比过去公认的太初三年（前102年）路博德筑居延的年代提前近20年，比旧居延简的最早纪年征和三年（前90年），早30年。它的发现，对探讨汉代河西四郡和居延的开创，研究太初以前的历法，是一个重要的发现。

昭帝至王莽时期的年号简，基本上是连续的，宣帝时期的最多。这是研究古历法和分期断代的可靠依据。

王莽到建武初，年号颇紊乱。除淮阳王刘玄的更始二至三年外，“复汉元年”（23年）和“建世二年”（26年）简颇值得注意。前者是隗嚣的纪年，仅一年，后汉书和诸家年表皆作“汉复”，似应以简册为准。后者是农民起义赤眉政权的年号。还有“汉元始廿六年”一简，即西汉平帝年号的顺延，相当于建世、建武的二年。由于农民起义的影响，居延地区政治形势是动荡的。直到建武三年（27年），才奉东汉纪元正朔。

三

居延考古，从解放前苣首批汉简出土算起，至今快50年了。1930~1931年，前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居延所获大批汉简文物，固然是一次重要发现，由于当时的发掘和整理工作中，如地点、层位、断代、编缀都有问题，致使这批珍贵史料，在研究、使用上造成困难。而解放前，这批文物又被国民党反动派勾结美帝国主义分子劫走。

这次调查、发掘，是解放后我国自己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居延科学考古工作，取得的成绩，要比过去重大得多。

一、由于发掘范围较广，严格按照科学要求进行，取得了完整的科学资料，对这三座汉代屯戍据点的历史真实面貌，有了较完整、准确的了解。

二、弄清候官、鄣、关三种军事建筑群的规模、布局、结构、建筑方法、军事性能等一些问题。发现一批军事建筑、设施的新实例，丰富了古代建筑史和军事建筑学的内容，补充了史书记载的不足，也解决了一些疑难。这对于研究我国古代的军事防御工程体系诸如万里长城，以及发掘、探讨古代的城池、关隘等遗址，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包括2万余枚汉简，是我国历来发现古代简牍最多的一次。新获的居延简，本身就是一部非常宝贵的汉代编年档案史料集。这些文物为研究汉代政治、经济、军事、民族以及社会生活情况，又提供了一批难得的新资料。

四、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和宝贵的工作经验，为今后的居延考古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并有助于对旧居延简牍的整理。

（参加发掘单位：甘肃省文化局文物处、酒泉地区文教局、额济纳旗、金塔县、酒泉县、玉门市、安西县、敦煌县、驻军某部、甘肃省博物馆执笔者：初仕宾、任步云）

（原载《文物》，1978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