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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第1页)

甘肃省北部额济纳河流域,古代泛称“居延”或“弱水流沙”,绵延三百公里,遍地沙碛,气候极其干旱。由于东西两侧巴丹吉林沙漠和北山山脉的天然遮挡,使额河两岸成了我国西部的一条重要的南北通道。其下游和居延海一带,远控大漠,近屏河西,东西襟带黄河、天山,而且水草丰美,宜于农牧,在汉代,乃是中央王朝与匈奴领主激烈争夺之地。史书记载,西汉武帝时,在这里曾大规模修筑军事设施,进行屯戍,频繁活动一直延续两个世纪之久。居延至今仍保存着当时的大量城鄣、烽塞等遗迹。1930~1931年间,前西北科学考察团曾在这个地区作过试掘,发现汉代木简1万多枚[参见陈梦家《汉简考叙》,《考古学报》1983年第1期。]。

解放后,我国文物考古工作蓬勃发展,居延考古也揭开了新的一页。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1972~1976年,在国家文物局、甘肃省文化局的关怀、领导和额济纳旗党政军民的大力协助下,由甘肃省博物馆、酒泉地区和人民解放军驻地部队等单位组成的居延考古队,对居延汉代遗址进行初步发掘,取得了重要的成果。考古队按照第一步计划,完成了下列工作:1。1972年秋,沿额河南起金塔双城子、北至居延海的踏察;2。1973~1974年夏秋季,对破城子等三处遗址的试掘;3。1976年夏秋在布肯托尼以北地区的调查。

本文仅就破城子等三处遗址的试掘先作一简要介绍。由于全部材料正在整理中,文内关于遗址建筑和简册文物的情况,或有错误和不足之处,应以日后发表的正式报告为准。

试掘重点是三处不同类别而面积较小的遗址:北部地区的甲渠候官(在破城子,发掘代号EP)、甲渠塞第四健(EPS4)和南部的肩水金关(EJ)(图一),总掘面积4500平方米。夏季戈壁的气温经常超过40℃,地面热到60℃以上,特别是无休止的风暴和流沙,不断地扰乱、掩没甚至破坏发掘现场,工作是艰巨、复杂的,发掘常常被迫中断或重复。

甲渠候官遗址(EP)俗名破城子,位于额济纳旗南24公里,纳林、伊肯河之间的戈壁滩上,为居延都尉西部防线甲渠塞之长—甲渠候的官衙[据居延简,居延都尉的防线包括殄北、居延、甲渠、卅井四个塞。塞的上下系统是:都尉(比二千石,驻地称府)——塞(候,比六百石,驻地称官或鄣)——部(候长,乡级,驻大烽火台)——燧(燧长,驻小烽台)。上注陈文推测居延都尉府亦在甲渠候官是错误的。]。发掘前,遗址大半为砂砾掩没。此处往西300米,南北一线布有烽台和双重塞墙遗迹。

1931年初,前西北科学考察团将此地编号A8,掘了4个地点(图二),出汉简5000余枚。这次试掘了鄣和坞、烽台、坞东灰堆三部分,基本包括那时掘过的地点,而面积比那时大得多。共开探方60个。

一、鄣、坞部分(T1~44,48,49,61,65,68),即候官,为一构筑坚固的军事性小城(图三)。

鄣(T61),是一座土坯方堡,基方23。3、厚4~4。5米,墙残高4。6米,收分明显。砌法是内壁纵五六层再横二、三层,外壁三层夹一层芨芨草。鄣内堆积近顶,下层西侧的二间房屋(F18,19)毁于大火,其地面略低于鄣院,门(已毁)应在东墙的踏步处,高出地面0。7~0。9米。上层(在房屋基地上1米)垫土一层另筑小屋(F18。1),为晚期所建。附近发现柴草、烧灰和13枚残简。早期鄣门在东南角,已毁,被土坯堵死,另在门顶开一豁口,内外用夯土和土坯建成斜坡,以便上下出入。鄣门内西侧有登鄣顶的早期阶梯马道,也被垫土和斜坡覆盖,上部残,共约13~15级。其尽头处的鄣顶部较宽阔,南侧鄣墙下发现烧毁坠落的木柱、斗等,推知该处原有一木构建筑。鄣顶东北角外沿残存窄土楞,似为女墙。鄣门内东侧下层储存一堆垒叠整齐的河卵石,可能是应急时当武器用的[居延遗址和简文多见“羊头石”字样;《汉书·晁错传》“高城深堑,具蔺石,布渠答”,注:“服虔曰:蔺石,可投人石也”;《后汉书·坚镡传》注:“墨子曰:备城者,积石百枚,重十钧以上者”;《左传》襄公十年疏:“服虔曰:兵法,守城用垒石,以击攻者”,都是防备攻城的石块。]。

坞,北连鄣墙,方47。5×45。5米。夯土墙厚1。8~2、残高4。9米左右,稍有收分,曾用土坯修补过。墙面抹草泥白灰,有的地方达14层之多。坞门被焚毁,残存排叉柱、地栿和门枢的臼窠,门外有一曲壁,入口处已残,很像瓮城的形制。坞四周3米以内的地面,埋设四排尖木桩,完整者高33、间距70厘米左右,三角形排列,此即史书和汉简所谓的“虎落”、“彊落”[见《汉书·晁错传》:“中周虎落”。简文日曰“彊落”,见简EPT59:15等。]。虎落上部堆积中,出土且形木器多件,据出土现象和特征分析,或许就是简文里常见的“转射”或“深目”,是嵌在坞顶女墙(或堞堆)上的一种射击、观察装置。坞内编号的房屋共37间,均夯土墙,草泥地面。因残毁严重,有的门道已无法判明。坞内西侧的一组房屋(F13~17)下有台基,高0。9米,台下叠压早期建筑痕迹,应是晚期重建。其中最大的一间(F16)有火墙,根据屋内外所出“塞上烽火品约”、“相利善剑刀”、“甲渠候请罪”和建武初年弹劾违法士吏的《劾状》等简册,可认为是晚期的甲渠候住室(早期居住鄣内)。坞内东侧一组房屋(F20,21~31)为堵死鄣门以后修建,包括吏卒住室、灶屋(F26)和文书档案室(F22),后者不足6平方米,室内发现近900枚木简,从中已理出王莽天凤到建武初年约40余册完整或基本完整的文书简册。其他房屋多为早期所建。坞东北角的F32原为一畜圈,其东侧的石块和垫土处,可能是登坞顶的马道残基,废弃后堆满杂物垃圾。此处即1931年的第Ⅱ地点,被扰乱。F1可能是守门卒的住处,曾经多次修葺。F34是晚期改建的。

在鄣和坞内出土木简3434枚,大多数集中在坞的北部,其中昭、宣时期的简,数量极少。

二、烽台(T60)在坞南50米,原为一圆形灰土丘。1931年,此处被掘过,曾认为无建筑遗迹。夯土台方形,残高0。7、基方4。8×5米。此台不在烽燧线上,应属候官的专职了望哨。附近有积薪(备燃的柴堆)、桔槔(信号旗杆)遗迹和烧灰,没有发现木简。

三、坞东灰堆(T50~59)距坞门30余米。在70×40米的范围内,分布许多杂含柴草、粪便、废弃物和烧灰、沙砾的堆积。灰堆范围内共开探方10个。8个在北灰区。此区北、东、南部出土的简主要是昭、宣帝时期的。西北部以元、成帝时期的较多,西部则以王莽时期为主,且多在上层。此外,在西南部底层发现3段早期的土坯墙基。南灰区北部开探方2个(T50、51),没有发现建筑物,木简绝大多数是元、成帝时期的。坞东灰堆共出简3222枚,实物739件。

甲渠候官试掘出土的简牍,已编号的6865枚,尚未编号的近1000枚。实物总计881件,重要的有弓、箭铜簇、转射、铁甲、辘轳、货币(五铢、大泉五十等)、铁农具和工具及其木芯,网坠、猎具、仓印、木柱斗和窗、木板画竹笛等。

据遗址和出土简册的综合分析,候官的创建至迟不晚于武帝末年。昭、宣时期,屯戍活动兴盛,曾大量建筑鄣塞,“用徒积四万四千”(EPT56:185),可能在此时已奠定了现存的规模。鄣的焚毁,约在王莽末年,后来改作供了望、燃烽的处所。连续的屯戍活动,到东汉建武八年(32年)后半年停止。此后仅有零星活动,特别是在东汉章、和帝时期。

甲渠塞第四烽遗址(EPS4)

第四烽位于甲渠候官南5。3公里、伊肯河西岸蒙名保都格的地方,与候官相隔3座烽台。1930~1931年,前西北科学考察团曾编号为P1,并出简一枚。

这次试掘分两处进行,西区即烽台和坞,东区为一21×16米的灰堆,开探方二个(T1、2)。

烽台较大,现残高3。4米,方形,夯土筑,基础7。7×8米。西南角有一灶膛,上方发现烟囱,可能是发布信号升“烟”的装置。台南有坞,东西长21、南北最宽15。2米,被隔墙分成东西两个院落。西坞建筑较早,墙残高0。7、最厚处2。35米,下层清出二间房屋(F1、2)。门道很窄,当门一堵护墙。这一部分很像敦煌西部的大烽燧[见斯坦因《中国沙漠考古记》(RuinsofDesrtCathay。PersonalNarraiveofExplorationsinCatralAsiaandWesternmost)第二册145页。]。东坞是后来增建的,残壁高约1。15,厚1。1米。有三间房屋(F3~5),门向东。坞外三面也发现残毁的木转射和虎落尖桩,桩距比甲渠候官大30厘米(图四)。

此处试掘共出木简195枚,实物105件。坞中未出简,下层堆积中有网坠、箭簇、木梳和砺石等,上层坞院主要是烽火燃后的烧灰层,出土两枚类似封检器物。坞东的堆积层,主要是长期燔烧积薪余烬形成的。含草楷、树枝和马粪的灰堆中,木简较多,但大多残断,重要的简有诏书、囚律、爰书、历书和有关天文的内容。重要实物有苣、转射、猎具和铁具木芯。

这里的封检、簿检、文书中,多有第四燧、第四候长某某治所、候长某某的简,其他燧名简较少,证实此地原名第四燧,即甲渠塞中段由南而北按数序命名的一列烽台的第四座,同时又是第四部候长的治所。因试掘面积较小,获简不多,最早的纪年简为昭帝始元三年(前84年),止于更始三年(25年),还难于对遗址历史作出确切结论。不过,据甲渠候官出土的“请罪册”说:“虏复从塞攻坏燔第柒燧(按即候官以南第一座烽台)以南尽昏窴烟火不绝。”(EPF16:45)可见建武八年(32年),此处附近均发生激烈战争,说明当时是有电戍活动的。

肩水金关遗址(EJ)

肩水金关是一座烽塞关城,位于金塔县天仓北25公里、额河上游谷地北口的东岸。作为进出河西腹地、北通居延都尉的咽喉门户,拱卫着南面不远的肩水都尉府(大湾)[西汉张掖郡肩水都尉,地理书失载。《盐铁论·复古》有扇水都尉,即肩水之误。据居延简文,其辖地在额济纳河上游,下属肩水、橐他、广地、仓石诸塞和庾候官。]、肩水候官(地湾)等屯戍重地。取名金关,即含有“固若金汤”的意思。

1930年,前西北科学考察团在这里掘过5个“坑位”(图五),编号A32,出简850余枚。

这次在金关遗址范围内,共开探方37个,获简11577枚(其中未编号的1426枚),实物1311件。

一、关城(T36、37)

主体建筑关门,是两座对峙如阙的长方形夯土楼橹(F2、3),各方6。5×5米,残壁最高处1。12,最厚处1。2米,收分很不明显,基部砌一层大土坯(49×24×14厘米)。楼橹中间的门道宽5米,前口东侧发现烧残的大门构件:地栿、垫木、门枢和门臼等。门道两侧壁脚,各残存4根半嵌在墙内的方、圆形排叉柱,下垫石块,最粗的方柱每边21厘米。据以上迹象,可推知立柱顶部即门道上面,曾有过桥或门楼等建筑。F2内有一通槽顶的土坯台阶,现仅余3阶。屋内堆积层次自上而下:1碎土坯、泥块、草泥;2。烧焦的树干、芦草和炭渣,可能是坍陷的格顶棚或建筑的屋顶;3。碎草,草中发现的残简最晚年号是王莽地皇三年。F3内无阶梯,但多一隔墙,墙东的窄间里出简636枚。

楼橹外两侧向北筑的关墙都是土坯的,到达“阙柱”的地方便分别折向东、西。向西的一段直抵河边;向东的,只发现26米长的一段,就消失在戈壁层中了。

关门内外和阙柱外侧,也发现与破城子相似的虎落尖桩,所不同的是:排列呈正方形,有的桩埋在方形坑中,有的在下部刻一缺槽,再横贯一根短木。

关于塞墙,没有整段发掘,只在距F3南100米处试掘3条剖面探沟,发现戈壁层上的墙基宽2。8米,高出两侧地面15~20厘米。墙体残高1。3、厚1。6~1。8米,结构较松软,其中的草末、砂砾略成水平状。

二、坞和烽燧(T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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