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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第1页）

论犯罪

（1934）

儿童分析领域的进展确认了这些看法，也帮助我们深入理解在此类个案身上，这种机制如何运作。小小孩一开始对他的父母怀有攻击冲动与幻想，然后全都投射到父母身上，如此一来，他会对身旁的人发展出一种幻想式的扭曲想象，但是内射的机制也同时运作，因此这些虚构的意象被内化，结果使儿童觉得自己被潜意识里危险而残忍的父母——他自己内在的超我——所支配。

在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的早期施虐阶段中，儿童保护自己免于受其暴力客体——包括内射的与外在的——威吓的方法，是在想象中一再加倍地攻击这些客体；他之所以想要摆脱他的客体，一部分是想要平息超我所带来无法忍受的威胁。这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儿童的焦虑迫使他摧毁他的客体，导致焦虑不降反升，并再次驱使他反抗他的客体；这种恶性循环所构成的心理机制，应该就是个体的反社会与犯罪倾向的基础。

身处施虐冲动与焦虑都逐渐减少的正常发展过程时，儿童会找到更好、更社会化的手段与方式，熟练地处理这些焦虑。由于对现实的适应能力提升，使得儿童能够从他与真实父母的关系中，得到更多帮助他对抗幻想意象的支持力量。在最早期的发展阶段里，他对父母与兄弟姐妹的攻击幻想会激起焦虑，原因主要是他害怕这些客体可能会反过来对付他。这样的倾向现在却成为罪疚感的基础，使得个体想要修复想象中造成的伤害；同样的改变也会因进行分析而出现。

游戏分析显示，当儿童的攻击本能与焦虑都非常强大的时候，儿童会不断重复地撕裂、切断、打碎、尿湿，并且焚毁所有种类的物品，像是纸、火柴、箱子、小玩具等等，这些物品象征着儿童的父母、兄弟姐妹，以及母亲的身体与乳房。我们也发现这些攻击活动与严重焦虑会交替出现。但是在分析的时候，焦虑逐渐减少，施虐冲动也因此消除，罪疚感与建设性的倾向开始变得明显。举例来说，一个小男孩原先什么也不玩，只是把小木块切成碎屑，现在他开始试着将这些木屑拼凑成一支铅笔。他把先前切碎的笔芯塞进木头里，再用一片东西把这个粗糙的木头包起来，让它变得更好看。这支手工自制的铅笔，象征他已经在幻想中摧毁的父亲阴茎，同时象征他自己的阴茎，因为他深怕自己的摧毁遭到报复；从他使用与表现这些材料的前后脉络，以及从他对这些材料的自由联想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证实这一点。

恢复的倾向与能力提升得愈多，对身旁人们的仰赖与信任愈多，超我就会愈温和，反之亦然。但在那些受到强烈施虐冲动与排山倒海的焦虑所影响的个案身上（在此我只简要地提到一些比较重要的因素），由恨、焦虑与摧毁倾向所构成的恶性循环是无法挣脱的，个体仍然处在早期焦虑情境的压力之下，仍使用属于早期阶段中所使用的防卫机制。假使日后对于超我的恐惧超出了某种界线，无论是基于外在或精神内在的原因，个体可能会被迫去摧毁他人，这种难以抗拒的冲动可能会成为某种犯罪行为或精神病的发展基础。

因此我们了解，妄想症或犯罪可能出自同样的心理根源。到后来，某些因素会导致罪犯更强烈地想要去压抑潜意识幻想，并且在现实中犯下罪行。被害幻想在这两种情况中常常出现，因为罪犯觉得自己即将摧毁他人，而产生被害感。在自然情况下，某些儿童不只在幻想中，也会在现实中经验到某种程度的被害感，这些感觉可能来自严酷的父母与痛苦的环境，使得幻想大幅强化。当内在的心理困难（有一部分可能是环境造成的结果）无法充分被他人所体察，常会使个体产生一种倾向，即过度重视那些无法令人满足的环境。因此仅改善孩子的环境能否使小孩获益，端视精神内在焦虑（intrasychicalanxiety）的程度而定。

罪犯最大的问题之一，也是使他们往往无法被社会上其他人所理解的一点，在于他们缺乏人类与生俱来的善念，虽然这种缺乏仅限于表面。在分析中，当一个人碰触到恨与焦虑的根源处所产生最深的冲突时，他会发现那里也存在着爱。罪犯身上的爱并没有消失，却以这种方式被隐藏、埋葬起来，唯有分析能让他们心中的爱重见天日。既然被个体所憎恨的迫害客体，原本是幼小婴儿心中那个聚集了所有的爱与原欲的客体，罪犯现在其实是身处在憎恨、迫害自己所爱客体的位置上。一旦身处在这个位置，他无法忍受在所有记忆与意识中对任何客体怀有任何爱的感觉。“这世界上只剩下敌人”——这正是罪犯心里的感觉，他也因此视自己的恨与摧毁具有绝对的正当性——这种态度可以减轻其潜意识中的某些罪疚感。恨最常被用来当成爱的伪装。我们绝对不能忘记，对身处在持续的迫害压力下的人而言，他首要也是唯一的考虑，是个人自我的安全。

我在此做一个总结：在个案身上，若超我的主要功能是唤起焦虑，这样的焦虑会引发自我的暴力式防卫机制，这些机制的本质是违反伦理道德，也是反社会的。不过一旦儿童的施虐冲动减弱，超我的性质与功能产生改变，就会引起较少的焦虑与较多的罪疚感，此时防卫机制被活化，奠定了合乎道德与伦理的态度。儿童因而开始关心他的客体，并且愿意服从社会情感。

虽然无须太过悲观，不过我们了解与一名成年罪犯接触、治疗他，是多么困难的事；但经验告诉我们，具有犯罪倾向和精神病的儿童都是我们能够接触并治疗的。因此，对出现犯罪或精神病异常征兆的儿童进行分析，或许是对付少年犯罪的最佳解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