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书记连连说道:“唉,王老先生呀,这话还用说吗?咱们谁跟谁呀?世荫这孩子有文化,又聪明,将来一定会有前途。你放心,我会竭尽全力的。”
“好!”我爷爷又像是回到了当年的老鹰崮,“有马书记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我相信马书记乃真君子,说到做到。在下我先谢了!”
马书记也连连拱手:“理当全力保护。嘿,小巩那里嘛,好说,我知道这里也掺杂了年轻人恋爱的因素,您放心。”
听了这话,我爷爷从骨子深处佩服马书记的城府老道和政治伎俩。最后又搁下一句话:“马书记想必是明白人。世荫万一有差错闪失,恐怕您这当……”
“打住,打住!”马书记不再让我爷爷说下去,“这儿我说了算,我是县委书记,王老先生恐怕还不知道这次运动的政策吧?叫只可错抓,不能错放。所以,我只好……哈哈……”
“只可错抓,不能错放……”我爷爷对这句话咀嚼了半天。
“哈哈……”最后,两个人全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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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结果是不了了之。这个不了了之是指没有被逮捕判刑。
马书记亲自对这个案子作了批示:没有证据证明王世荫同志贪污,此宝物极有可能被盗。建议加强对此类浮财的管理(以后就由银行统一保管了)。
但宝物毕竟是在我父亲手里被搞出的,我父亲受到了行政和党内处分:撤销办公室副主任职务,党内严重警告(那时还没有划分行政级别)。
正好国家开始掀起经济建设高潮,枣庄矿区急需大批干部,当时称之为“上企业”。我父亲就被调到了枣庄矿区。名义上说是支援工业建设,实际上还是“变相发配”。凡是调去的干部,大都是有点毛病和不足的。我父亲虽不愿去,但也是不得不去。
好在,一枝花李梅毅然决定同我父亲一块儿调往枣庄。这就给了我父亲极大的安慰。以后,他们两人在枣庄结婚,生下的第一个孩子就是我。所以,搞得枣庄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李梅的决定大大地伤了巩海峰的面子,他对我的父亲更加嫉恨在心,“文革”中的1967年,枣庄的造反派来沂蒙调查我父亲的问题,身为县革委副主任的他竟添油加醋,说我父亲曾参加过军统。正是这一结论,弄得我父亲至今下落不明。
我奶奶则以为枣庄是在中国的最南边,去枣庄又是“南下”,便急得光是哭,直到我爷爷说枣庄就在省内,不远,坐火车当天就到,这才不哭了。
当李梅第一次以儿媳妇的身份来山上看我爷爷奶奶时,我父亲悄悄地说,他仍没告诉李梅此次事件的实情,我爷爷用力地拍了拍他儿子的肩膀,用我们党内经常夸干部的那句话说:“王八羔子啊,你成熟了……”
第五部分
第43章
反右反右,鬼哭神愁(1)
恐怕谁都没有注意到1957年是农历的丁酉年,这一年又是鸡年。民间早有“鸡年难吉”的老话,故又有“丁酉丁酉,鸡鸣泪流,反右反右,鬼哭神愁”的说法。
但是,当年所打的55万名“右派”中,有一人记住了,他就是当年山东农业口的右派分子之一季风,即我爷爷上世纪30年代在家乡搞“乡村建设实验”时的老朋友。他是因为一个字而被打成的右派。
1990年春的一天,受我爷爷委托,我在济南东郊的燕山小区找到他时,已是耋耄之年的季风老人思路仍十分清晰,他滔滔不绝地跟我谈了一下午:“要不是您爷爷,我早完蛋了……还有那个小右派路琴……”
“您是说路琴阿姨……”这些故事我已听我爷爷讲过多遍。
“对对,我们还是常见面的,患难之交呀。”季风老人连连点头。
“我已经看望过她了,她也快退休了。”我急忙说,“我爷爷说了,马上就来济南住一段时间,来了就会来你们家的,他说一定要聚一聚。”
季风老人说:“来的时候什么都别带,就带些三龙潭的虾来就行……”
我一听就笑了:“季爷爷,您还没忘了用网打捞红虾的事吧。”
季风老人马上会心地笑了:“哈哈,这是我当年出的洋相啊,一晃都30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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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爷爷说,真的不是他事后诸葛亮。1957年那年,他也预感到要出事。因为我三奶奶及我小姑的坟头上的野独蒜又莫名其妙地发黄了。我爷爷一生不信这教那教,但却十分迷信,凡事常常讲预兆,有点什么事就十分过敏。1947年那年,这蒜也黄过,光长叶子不长蒜,那一年,国共两党在我们家乡打了几次大的恶仗,还闹了土改与还乡团。
知道野独蒜吗(也叫贼蒜)?这是一种爱在坟头上长的一种草类。根部只长一个独蒜头,大的有大拇指那么大,味道和大蒜一样。老乡们常常挖来调菜吃。同时,又有种说法,谁家的野独蒜长得旺,说明谁家的人丁就兴旺,家业就发达。
我爷爷是在去县里开政协会时,无意中碰到季风的。那个时候,已经是第二届政协了。建国前的参议员几乎全部进了政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