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的个人主义概念,以及比较模糊地出现的政治权利和立宪政府的概念。最
后,构成以上这一切的基础是资本主义企业的独立自主的体面地位及其对合
法保障的要求。
本卷中所突出的这类论题的叙述说明,相对于广袤中心地区的种种问
题,面海中国的问题是有限的。中国的深刻问题,不是简单地发展和更广泛
地应用早就孕育在中国古老社会和它的对外交往中的城市生活方式和贸易制
度。相反,农村中的问题是延续还是中断的问题,是如何重新塑造传统秩序
以求重视现代技术、现代平等主义和参政的问题。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这
是一个社会改造和再生的问题;归根结蒂,是一个革命的问题。
但是在 1911 年,还没有采纳社会革命。一个原因仍是农民群众中存在的
政治消极态度和他们缺乏领导。另一个原因是出于爱国心的恐惧,即担心持
久的混乱会招来外国的干涉。因此,所有集团的革命者都“接受妥协,即让
革命突然停下来,并把袁世凯扶上台。决定性的因素是外国的无所不在”。①
可是,既然是外国的,外国的无所不在对农业中国的广大群众来说,仍
然是浮在上面的。传统的农村社会继续保持自己的还没有被城市激发的变革
所破坏的风气。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新型领袖并不是直接从
传统农村社会产生的,他们也不是主要关心农村社会问题。总之,农民的中
国证明是一个更广的领域,处于以城市为中心和受外国激励的革命者关心的
范围和能力之外。我们将在这篇导言以外的篇幅中讨论。
中国的社会革命的来临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它不容易找到一个外国模
式。由于中国的农民队伍无比庞大、密集和稳定,社会革命的因素必须主要
从旧社会内部动员起来。这不能一蹴而就,而只有在古老的农业社会被城市-
海上的思想(如物质进步的思想)所渗透,为更强烈的商业主义精神所支配,
①芮玛丽:《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 年》,第 55 页。
被新的价值观(如妇女平等的观念)所打乱,被战争、劫掠和破坏所瓦解时
才能逐步做到。有那么多的事物必须折毁和揭穿!可是即使在那时,农业社
会也决不可能是谱写新篇章的白纸。新的启示不得不以新的方式使用旧的字
眼来表达,并从旧的因素中创造出新体系。
就面海的中国是一条变革的渠道而言,它开始了一些它不能完成的事
物。古老的农业-官僚政治的中国的叛乱传统,曾经是一些追求千年盛世的教
派——像北方的白莲教——的传统、一些贸易地之中的兄弟会组织——像南
方的三合会——的传统。这种叛乱传统是秘密的和狂热的,它常常以义和团
那种消极的面貌出现,具有深刻的反理智的特性,而且容易变质成地方的长
期纷争。①因此,在 20 世纪,使中国腹地的农业-官僚政治的大传统革命化会
发生什么情况,便是另一个讨论和研究的领域。这个领域甚至比我们上面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