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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2页）

中国的基督教教会。它在激起爱国主义和文化自豪感的同时，还培养了个人

主义和对科学技术的兴趣。

我们还不能详细论述这种“海运”对中国工商业的组织和实践的影响。

但是某些范围广泛的影响已经是清楚的。由于从这种背景中产生的中国的爱

国者很少扎根于农村，他们的新的民族主义把希望集中在作为整体的中国（与

外国对比的“中国”）的国家－文化方面，反对外国的政体。工业方面的机械

设备和立宪民主的政治制度，在开始时对拯救“中国”来说似乎都是非引进

不可的。１９００　年以后的第一代几乎没有进行根本的社会革命的概念，或者几

乎没有这种愿望。当时的问题是建立统一的中国民族－国家及其必要的经济基

础。

对民族救亡的目的，中国的主要传统当然大有可为。建国的目的可以包

括在古代法家“富国强兵”口号之中，如在日本已经做到的那样。为此目的

而进行的各种计划，看来像是明、清行政长官治国术的新的应用，即提倡学

习“经世致用”之术。实际上，它常常包含由来已久的管理民众和操纵民众

的方式。在严密的防备下对民众的训练，已预先被看成实行现代自治的必要

先决条件。有的人把这取名为“训政”。这样，中国的官僚政治传统似乎为

追求民众参政的西方目标提供了帮助。

出于这一背景，辛亥革命也具有整个条约口岸时代的矛盾心理。在形式

上，辛亥革命与其说是开端，不如说是终结。在一定程度上，它是一个王朝

渐逐消亡的结果，虽然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民族主义的胜利，和来自海洋的

对中国沿海及长江沿岸地区港口城市的其他影响的胜利。革命主要是从日本

归来的学生组织起来的。财政援助来自海外的华侨社区。像立宪主义和孙逸

仙博士的三民主义这样的思想，都来自自由主义的西方。但是　１９１１　年在省议

会取得权力的那些人，并不是革命者，而是新型的商人绅士，同时军人成了

都督。他们都相信在日本和正处于工业化之中的西方国家可以看到的那种经

济和军事发展，但是暴力革命却不是他们的愿望。

新兴的工商业者阶级也有类似的矛盾感情。现代型的中国银行变成了政

府财政的得力的附属机构，它们以巨额折扣购买发行的公债，并且造成了一

个新的金融家阶级，他们处于明显的官僚资本主义和真正的工业企业的两可

之间。如本书的第　１２　章所指出的，在　１９　世纪　２０　年代的一段时期中，上海的

商人与北京的知识分子一样广泛地信奉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

从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起，我们可以辨认出几个与海上传统有联系，或带有

其色彩的现代中国生活的特征：首先是外国事物的正当性和威望，其中包括

基督教；然后是传布日广的民族主义意识和国家之间为生存而斗争的意识。

随之而来的是发展的思想、科学和技术极其重要的概念、较少受家庭纽带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