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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页)

①在与施坚雅的启发人的开拓性著作《泰国的中国社会:一部分析性的历史》(1957 年)作比较时,1977

年出版的萨拉辛?维拉福尔的《纳贡和利润:1652—1853 年的中国暹罗贸易》特别把中泰关系的研究放在

现在有待于研究的崭新的史料基础之上。见维拉福尔的参考书目说明,第 342—360 页。

②在寻找一种与新教徒伦理相似的儒家伦理时,托马斯?A。梅茨格甚至提出,“中国现代化改革的观点本

身就扎根于传统”——一个引起热烈讨论的题目。见评托马斯?A。梅茨格的《摆脱困境:理学和中国的演

变中的政治文化》的“专题讨论”,载《亚洲研究杂志》,39。2(1980 年 2 月),第 235—290 页。见第

282 页。

独地同样处理好贸易。

中国条约口岸贸易的壮大,同时带来了运输和工业的新技术、外国的新

知识,因而也导致了民族主义的发展。传教士如郭士立和裨治文等的开拓性

地理著作,促成了魏源和徐继畬的早期地理著作,它们在 19 世纪 40 年代问

世,先于以后几十年的江南制造局和广学会的翻译计划。像王韬等信奉基督

教的改革者和新闻工作者在香港和条约口岸的影响下,起而推进中国的民族

主义运动。孙逸仙来自最早的外国港口澳门附近,并曾到国外在檀香山和香

港受教育。他活跃的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在国外度过,虽然他是现代民族主义

的主要倡导人;这个事实说明,中国的西化人士一般是沿海边境的人。

这些先驱者传布的新思想既不是全部来源于外国,也不是全部来源于中

国。魏源和徐继畬表现出经世学者对西方技术的相当兴趣。王韬和孙逸仙则

关心民众参政问题。20 世纪中国改革者提出的“科学和民主”的口号,在 19

世纪的国内外都有其先例。

因此,中国的海上联系不仅被用作西方入侵的渠道,而且还吸引新型的

中国领导进入上海、天津、九江和汉口等新型城市。越来越多的学生前往日

本和西方去学习拯救其祖国之道,他们离开了中国的绅士统治阶级平常与之

保持接触的农村。中国新型的从事现代化的人士一般都失去了他们的农村根

基。结果,许多人消声匿迹了。1895 年以后的一代国民党的年轻的革命者是

不那么熟悉农村的典型的城市人。在他们通过西化以拯救中国的努力中,他

们掌握了西学和西方技术的许多方面,但常常发现自己与中国的平民失去联

系。但是他们要求立宪的政府,要求在中国人控制下建造铁路,要求恢复被

不平等条约损害的中国主权;这些都有助于废除满洲王朝和身为天子的君

主。所有的民族主义要求都表现出外国的影响。

这种方式的中国革命的第一个阶段,表现出主要通过面海中国这一中介

所传布的中国和外国的各种影响。条约口岸加强了在国外不受官僚控制的中

国海外贸易的传统,并提供了这种贸易的机会。这种沿海企业和经济增长的

小传统,对原在新加坡和广州的外国人来说最为明显,也在鸦片和苦力贸易

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它促成了条约口岸的混杂社会,并孕育了西化运动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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