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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部分（第1页）

这个东西是没有的：他们把堂皇的口号当作推动叛乱的号召而加以利用……再者，“共和”

也是一个雅致的词，但外国人对这个术语的理解，只是在国内有普遍的发言权，而不是全

民都必须干涉政府的行动。这种干涉除了造成混乱之外，还可能造成什么结果呢？至于“民

权”这个术语，除了选举总统的最高特权外，它还包括代议权、选举权；它切不可理解为

包括处理行政。①

现代西方经验比　１９　世纪儒家的保守主义更熟悉这段话的语调。袁是在抵制新

的提供参加机会的、激进化的民族主义的后果，而这种东西，当初曾国藩无

须与之斗争。与此同时，袁接受民族主义的某些前提和目标。他是民族主义

的保守派。

２０　世纪中国民族主义的这种混杂的反应，体现在独裁统治的纲领中。现

存的选举产生的各级议会被废除了，而民众代表制的重要性却被承认了。袁

命令设计地方的和全国的新规划。在袁两年半后去世时，这个规划根本没有

付诸实施。但是，从许多筹备的规定中可以明显看到，重点是从属于官方的

指导，选区的选民人数较　１９１２　年和　１９１３　年少。宪法秩序、法律程序、民权、

代议制议会，这些都得到承认，认为对于中国现代化这个热切期望的目标来

说，它们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不过，在袁看来，它们应该以加强而不是削弱

中央政府的权力和社会秩序的稳定的方式付诸实施。

为使税收从地方流入北京的渠道重新畅通而作的多方努力，取得了一些

成功。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的时候，北京政府勉强实现了财政上的

自给自足，不再需要外国贷款了（在战时，贷款无论如何是少有的）。人们

可以争辩说，袁　１９１３　年的危险战略奏效了：在屈辱的条件下接受外国资金，

给国家带来了行政统一，从而奠定了财政独立的基础。这个诡计的谬误就是

太乐观了，认为所有的这些残暴行为都不需要付出国内的政治代价。帐单一

提出来，１９１４　年、１９１５　年表面上的财政成就就化为乌有了，剩下的只有袁在

１９１３　年签了字的屈辱条件。

独裁统治取得财政上的成就，不只是靠对国家实行中央官僚主义的控

制，而且还由于严格压缩了几项花钱多的改革。清朝末年官方民族主义所倡

议的、民国头两年自由民族主义所推广的各种各样方案，不是被砍掉了，就

是被削减了。这些方案中有各种自治团体，它们的命运我们在上面刚刚叙述

过。法院和法官从政府执行机关中分离出来，新的司法系统大为削减，但并

未被取消。现代警察失去了不少为它提供的专款。晚清的现代化新军在辛亥

革命后激剧膨胀，而它在全国许多地区的后续部队却最戏剧性地被压缩了规

模，降低了预算。袁的北洋军得到优惠，但也未能幸免。各方面削减预算，

①《总统在政洽会议上发表的演说》，见前《袁世凯面临的几个问题》一节中关于这一材料来源的评论。

（此处据英文资料回译——译者。）

都是为了实现国家最终不依赖外国债权人的目标，但它也辜负了民族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