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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部分（第1页）

位的道路。在这样追求个人权力时，他代表中国最反动的社会势力，并为外

国帝国主义者服务。简而言之，他几乎就是在　２０　世纪的中国所能找到的一切

道德上卑鄙、政治上落后的化身，在后来的年代中，辱骂中国领导人的一个

方便方法，就是说他在这些方面像袁世凯，本世纪　４０　年代对蒋介石，７０　年

代对林彪都是这么做的。①

在我们叙述袁权势的鼎盛时期时，把袁的性格作为他政策的组成部分加

以考虑，是值得的。不像孙逸仙，但像他同代的大多数杰出人物，他个人的

生活方式牢牢扎根于旧习俗之中，即使当他努力使中国适应他认为的　２０　世纪

的需要时也是这样。他有一打以上的妻妾和众多子女。他除在正式场合穿西

式军服外，都穿中式服装。他不懂外语，从来没有出国到比朝鲜更远的地方

旅行过。他虽然在科举考试中失利，但受到儒家课本的教育，并相信其道德

上的功效。

另一方面，他是作为沿着西方和日本的路子进行官方改革的领袖而在清

朝赢得赫赫声名。他招募了许多受过外国教育或有外国经历的随从。他精心

培养了一些有朝一日用得着的外国人。他派遣了几个儿子到国外去受教育。

看来，他是在不断追求新旧的融合，相信这个混合体最适合中国国情。

那至少是在尽可能美化袁的生涯。他历经　１８９８　年动乱、义和团事件、辛

亥革命而不倒，且地位越来越高，表明他有抓住重要机会的才能。这种才能

也可以被认为是机会主义和野心的标志。他对变革持谨慎态度，融合新旧为

一体，虽然适合于他在清朝任直隶总督的时期，但面对辛亥革命后的勃勃生

机，就显得缺乏目的和明确的方向了。假定他是贪求个人权力以免受道义上

的怀疑，那么，他任总统时不断为一个更强大的中央政府而奋斗，就太符合

这个假定了。

虽然袁有个人野心，也热望贯彻他自己在中国政体应该如何组织这个问

题上所持的观点，但他还不是极端利己主义者，不要求别人屈从和谄媚。他

残酷无情，为了政治目的杀人如草菅。而他个人的种种工作联系却是亲切、

随和的。他重视下属在政治上对他的忠诚，但并不鼓励对他个人的广泛崇拜。

作为总统，他的种种过分行为，与其说是由于自我夸大引起的，还不如说是

由于严格的官僚政治的观点引起的。他迷恋规章制度和程序规定。他鼓吹官

僚主义纪律，重视行政管理经验甚于其他长处。他不信任自发性和不受管束

的政治行为。设计统治结构，配备“可靠”官员，是他治理中国弊病的秘方。

他的残酷无情服务于这种拘泥形式的秩序观念，这是最危险的。他可以等待

时机，但他要消除不可预料的和不正规的事物的强烈欲望，证明是令人生畏

的。

１９１３　年夏天以后，袁不再需要等待时机了。前几个月存在的自由主义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