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5 人,而中国教师——大部分为助教——有 229 人。但许多人还在同一校
园内的中学任教。
在本文讨论的一段时期内,基督教的院校在美国获得办校许可,1928 年
以后则被迫向国民党政府正式申请备案;在这之前在中国没有正式的地位,
事实上受供给它们 2/3 经费和干涉它们教师人选的不在本地的校董会控制;
它们实际上是这个时期自给自足的外国飞地。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以前,可能
只有圣约翰、燕京和金陵三所大学,才能提供其学术水平可以与较好的美国
大专院校相比的教学。它们的大部分学生必然是教会中学的毕业生,只有这
些中学才能充分地教授英语,以便跟上除中国文学和哲学以外用英语教学的
全部课程。有的院校(还有教会中学)对中国学生的吸引力,在很大程度上
依靠它们很高水平的英语培训,这种培训为城市青年提供了进入条约港口工
商界和金融界的入场券,或进入政府部门(如电信、铁路和海关)的机会,
在这些地方,外语知识是一项重要的本钱。到 1920 年,2474 名毕业生中有
361 名成为牧师和教师,就像那些传教士创办人所希望的那样。但是在 20 世
纪的头 20 年,入学的学生只有不到一半完成了他们的学业。对大部分“退学
学生”来说,吸引他们的显然是想掌握的英语知识,而不是基督教的文科教
育。
基督教院校没有摆脱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的民族主义洪流。①在 30 年代,
它们日益把它们的课程世俗化,并且汉化了它们的教职员和行政管理;但是
它们外来的特性是摆脱不了的。
19 世纪从医的传教士,首先自视为福音的传布者。在教会诊疗所和医院
治疗病人,也是为了使病人能受到福音的感召。逐渐地,医药工作的专业化
发展起来了,这反映了观点的变化,可以与促进教育工作专业化的观点的变
化相比。1919 年,据报告在 693 个新教驻扎中心中,有 240 个中心共开办了
326 个医院。每个医院平均有 51 张病床。病床共 16737 张。这些医院有 464
名外国医生、206 名外国护士以及约 2600 名中国医务工作者(其中只有少数
人是合格的)。像布道会事业的其他部分那样,这些医院都位于城市地区,
并集中在东部沿海各省。如以上材料所示,受过训练的医务人员只是非常稀
疏地分布于这些机构;很少机构有一个以上的传教士医生定期驻在那里。除
了几个突出的例外外,它们是实用的,但也是相当简陋的机构。
在华的西式医学教育,是作为布道会医务工作的派生物开始的,它从工
作负担过重的医生对其助手的非正式的训练发展起来。到 1913 年,共有 11
所人员配备和设备不齐全的小医学院,其中 8 所培养男生,3 所培养女生。
只有北京的协和医学院(1915 年由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国医药委员会接管,这
时才正式不再是一个布道会机构),才接近西方医学院的标准。改组后的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