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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部分（第7页）

随着这种隔离的状态，产生了一种对他们天职的绝对自以为是的心理。

这种心理，常常压倒了因他们的政府使用炮舰去解决他们在华时期时有发生

的反传教士运动而引起的任何道德上的不安。

布道会和中国社会

但是在义和团起义以后的　２０　年中，在许多新教传教士与其周围社会的关

系方面，在他们寻求武装干涉以保护其特殊地位的程度方面，都发生了某些

变化。他们那种甚至伤害中国基督教徒的文化优越感依然如故，但是越来越

多的新教传教士，突破了　１９　世纪在布道会院子里传布福音的界限，参加教

育、医药和慈善工作方面的活动，从而与　２０　世纪初期的改革潮流会合起来。

妇女教育（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成立于　１９１５　年）、反裹足运动、基督教青年会

和基督教女青年会对城市问题和劳工问题的关心、饥荒救济、公共卫生（消

灭肺痨和灭蝇运动）、公共运动场所以及运动和娱乐计划、禁毒运动、农业

的科学研究（由金陵大学农学系进行），这些是新教传教士倡导或明显地参

加的一些领域。

布道站是传教团体所有或租用、并受治外法权保护的有围墙的建筑物，

①关于所报道的“传教士”的人数，在任何一个时期都有多达　16　的外国工作人员可能在中国国外休假，

将近　112　是新来的，主要进行语言学习，许多为已婚妇女，宗教工作只占用她们一部分时间。因此全日工

作人员的人数估计可能为所列总数的　23。

①为西德尼？福赛思的《1895—1905　年美国在华的一个传教团》所写的前言，第Ⅶ页。

它一直是传教活动的最典型的特征。在这块封闭的场地内，通常悬挂一面国

旗，是传教士的住地，又是教堂、学校或教室、医院或药房。典型的布道站

位于城市地区。街道的教堂一天开放一部分时间，配备一名外国传教士及其

本地的助手。“站外”的教徒社团，由本地的牧师为之服务，布道会的工作

人员一年来访几次。

以两三个传教士家庭及一批单身妇女为工作人员的布道站，平均每三个

中可能有一个包括一名医生或护士，虽然医务工作者的实际分布是不平均

的。据　１９１９　年的报告，在　６６３６　名新教传教士中，有　２４９５　名（３８％）是男人，

其中任圣职的计　１３１０　人；２２０２　名（３３％）为已婚妇女；１９３９　名（２９％）为

单身妇女。有　３４８　名男医生，１１６　名女医生；妇女中　２０６　名是受过训练的护

士。有圣职的男人负责主要布道会传布福音的工作，并担任领唱的角色。许

多无圣职的男人在教会学校的扩大网络中担任教师；妇女则担任教学和护理

工作，并承担对中国家庭的大部分家访工作。

传布福音的主要办法，是在布道会教堂或街道小教堂布道，其成效至少

部分地取决于传教士讲汉语口语的能力。在　１９１０　年前，仅有的供新教传教士

学习的组织起来的语言学校，是中华内地布道会在扬州和安庆开办的，安庆

的一所可能追溯到　１８８７　年。在每个布道站，语言教育都特别重要；对许多站

来说，掌握汉语能力不佳的情况仍然是一个严重问题。但到民国初期，已开

办了一批水平高的联办（涉及不同教派的）语言学校，它们采用现代“语言

归纳”法和分级的教科书。中华内地布道会在镇江和扬州开办“训练之家”，

它们采用鲍康宁的初级教材并聘用中国教师，开设六个月的基本课程。每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