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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部分（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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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陕西、山东

浙江、江苏

湖南、湖北、广西、广东

安徽、湖南、湖北、甘肃、江苏、广东

广西、山东、蒙古

向，即拟订出一种共同和基本的神学，和在某些活动领域中大力进行组织的

统一。由于与欧洲的过去（中国人对此基本上不清楚）有关的不同的忏悔形

式不相干，这就为修改和简化外来的神学理论提供了动力。１９０７　年召开的中

华百年传教会议，表现了采取一种共同的神学理论的姿态，它为所有的团体

（除中华内地布道会等更信奉原教旨主义的新教团体外）提供了教义的指导

路线。在组织上，较大的团体共同出版了一份新教的主要月刊《中国纪事报》；

支持非教派性的或涉及不同教派的文学团体；参加中华基督教教育协会、中

华医学传教协会、中华主日学校联合会；创办联合的神学学校、涉及不同教

派的学院和大学；参加　１８７７、１８９０　和　１９０７　年全中国的传教会议和　１９２２　年的

全国基督教会议，后者还首先正式把中国的教会包括在内。新教统一的主要

表现，是　１９１３　至　１９２２　年的中华续行委办会，它在　１９２２　年由中华全国基督教

协进会接替，这再次扩大了中国教会在基督教整个教会中的正式作用。当然，

调和和合作决不是完全有效的。例如，保守的中华内地布道会在　１９２６　年退出

了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

表　３３　所列为按　１９１９　年当地保持的传教士人数多寡排列的最大的新教传

教团体，它还显示了各大团体的布道站的数目和地理分布。①这　１８　个团体共

有传教士　４３５０　人（占总数的　６６％）和　６１１　个布道站（占总数的　５９％）。一

个“一般”的布道站可能有　６　至　７　名传教士，但是实际的分布状况却大不相

同；如中华内地布道会、宣道会的传教士人数常常为　４　人或更少，而美国监

理会海外布道会、美国长老会（北美）和美国海外布道会则平均为　１４　或　１５

人。总的来说，传教士集中在一个布道站的情况，表示了对教育、医药以及

宣讲福音的广泛努力，而分散在若干小布道站的情况，反映了该团体工作重

点主要（虽然不是唯一地）放在传布福音方面。几个团体不同工作重点的情

况，还可从以下例子反映出来：中华内地布道会所雇中国员工的　６６％从事福

音宣讲工作，３０％从事教育，４％从事医药工作，而与之相比，美国海外布道

会的比率为　２８％从事福音宣讲工作，６４％从事教育，８％从事医药工作。

晚清一般新教徒的内向性一直保留到民国时期很久。保罗？科恩对晚清

时期的情况曾经写道：

传教士生活在布道团院落的高度组合在一起的建筑物中，结果导致他们在心理和肉

体上严重地脱离周围的中国社会……除了不得不这么办，传教士不愿意进入中国人的世

界。他们的整个目的是让中国人进入他们的世界。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