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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4部分（第3页）

上致词，强调他们的责任说：我真诚地希望大家把发展工业和管理金融事业

看作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中国人民谋福利。③

但是资产阶级虽然要求控制经济发展，并从中为自己谋利，却也认识到

经济发展有赖于外国的合作：“如果现在我们想给我们的工业以新的推动力，

我们首先必须采取自由贸易的原则，利用外资，从国外引进机器……如果国

家企图只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工业，这一目标是无法达到的。”④

就这样，中国的企业家们寄希望于外援。“我们希望你们利用一切机会

援助我们的商业与工业企业”。①但是他们对这种援助定下了严格的条件。“合

作决不能以任何形式干涉我们国家的财政，也不应妨碍我们的发展”。②它不

应该是控制，而应该是“明智的互利行为”。③为了建立在中国的法国商会的

主席昂希？马迪埃所谓的“友好的经济协作”，中国资产阶级寄希望于外国

人的明智与善意，希望“盟国和友邦中的健康力量能够影响他们的政府，废

除或修改有害于合作精神的条约”。④由于受到威尔逊的幻想的迷惑，中国实

业界特别寄希望于美国。１９１８　年，他们热情洋溢地欢迎美国总统的特使百万

富翁查尔斯？克兰，这位先生特地从芝加哥赶来表示他对中国的同情和援助

的愿望。

由于缺少资金，这种不可避免的依赖别人的善意的想法，包含着将本来

是未雨绸缪的努力变成乌托邦的危险。中国资产阶级在　１９１９—１９２０　年面对的

问题，即不发达国家接受外援的问题，至今仍具有头等重大的意义。这个问

题的性质是非常清楚的：怎样在取得外援的同时又使国家的独立受到尊重，

还要照顾到有关列强的相互利益。这一虽然很少付诸实施但现在已经变得尽

人皆知的思想，在当时却是革命性的。它与　１９　世纪以来追求特权和势力范围

的国际外交概念相冲突；并且与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根本不承认国际间

有什么互利关系的儒家传统，背道而驰。

这种国际合作的主旨，与国内政治方面实现工业革命所需要的社会和谐

思想，正好互相配合。

资产阶级当时对工人阶级所表现的关注可能反映了一些信奉基督教的雇

主的忧虑；聂云台、欧朋（音，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创办人之一）和银行家徐

恩元都属于这一类人。无论如何，这正与基督教青年会和　Ｃ．Ｆ．雷默、歇伍

德？艾地等人自　２０　年代起领导的运动巧合。由于这些影响的汇合以及帮会的

传统，产生了温情主义思想，它追求的是将劳动者的福利与雇主的利益调和

起来。１９２０　年创刊的《工商之友》宣传减少工时，增加工资，工人分享利润。

①在效率的伪装下承认了社会进步的必要性。穆藕初在他于　１９２０　年创办的一

家新纱厂的开幕式上说，工人的力量是“工业的看不见的资本……这个资本

③《全国银行公会联合会议记》，《银行月刊》，1。6（1921　年　6　月）。

④工业高级官员叶恭绰对北京商会的报告，《北京政治》，特刊，1920　年　1　月，第　21—22　页；1920　年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