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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4部分（第2页）

民族所迫切需要的团结。“人类进化之主动力在于互助，不在于竞争”。①

在自由派与激进派于　１９２１—１９２２　年期间爆发争论之前，经济发展的迫切性似

乎要求将民族主义、工业发展、社会和谐等不同的选择作某种融合。当时中

国的政治思潮以极为典型的方式追求乌托邦而开始了它的学徒时期。

直接或间接地集中于资产阶级的作用的讨论，引起了商界的密切注意。

上海总商会接待了杜威和罗素。张东荪，就他主办的《时事新报》来看，似

乎极其靠拢上海的青年企业家们，他支持他们在商会的行动。孙逸仙在商界

享有崇高的威信，以至一部分商人准备在上海修建他在《中国的国际发展》

中所描述的东方大港。②

但是总的说来，资产阶级的思想更多地源于企业实践而不是理论的推

想。在这方面，战时和战后具有决定意义的经验是政治混乱中的经济繁荣。

资产阶级似乎更多地注意到后者带来的好处，较少注意到前者带来的麻烦。

它几乎还完全不曾经历过现代的经济周期。眼前的兴高采烈胜过了对未来的

捉摸不定。资产阶级的乐观情绪和理论家们的乌托邦合拍。因缺乏经验而产

生的幻想和政治思想上的犹豫不决凑到一起了。

伟大的向往

资产阶级在商会中采取的立场、在专业报刊发表的文章，以及工商业者

发表的宣言所表达的思想，全都集中在某些自相矛盾的伟大主题上：既要民

族主义又要国际合作，既要工业革命又要社会安宁。

中国资产阶级附和所有要求废除不公正的呼声：废除二十一条，取消治

外法权，还有恢复海关自主。①这些论题没有一个是资产阶级所特有的。对于

当时促使城市社会反对外国侵略的潮流，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只是起辅助性

作用。和大城市中所有精英们一样，企业家们也受到他们中的一员——银行

家赵锡恩——所谓的“社会不公”的损害。“外商在上海似乎形成了一个排

他性集团，中国的商人或公司没有和他们来往的权利……这种贵族式的生活

方式全然不顾及他们的主人和顾客，伤害了我们商人们的感情”。②

但是外国的扩张虽然损害被统治国的一般利益，却以更直接的方式涉及

商业、工业和金融领域，而这些正是工商业资产阶级特殊的活动领域。中国

的商人因此发现他们受到双重影响：既作为急于救国的公民，又作为受到竞

②此书原用英文写成，后来成为《建国方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译者。

③R。W。克洛普顿和吴群真（音）编译：《杜威在华演说集，1919—1920　年》。

①孙逸仙：《中国的国际发展》第　2　版，第　158　页。

②《密勒氏评论报》，1921　年　3　月　26　日，第　176　页。

①参看　1921　年　10　月在上海举行的商教联席会议提出的要求。《上海总商会月报》，1。4（1921　年　10　月）。

②《密勒氏评论报》，1922　年　12　月　16　日，第　86　页。

争的企业家。天津商会的一个负责人在　１９１２　年举行的银行公会全国代表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