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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不包的价值观念的局限性显得更加突出的问题，纠缠在一起，这一点，对

现代中国的女作家来说尤其如此。在五四时期为数众多的娜拉们看来，易卜

生主义的关键是“出走”这一作为开端的行动。当娜拉将“玩偶之家”的门

砰地一声关上的时候，她的解放就被认为是完成了。她们中很少有人认真地

想一想鲁迅在　１９２３　年提出的问题：“娜拉出走后怎样？”正如梅仪慈在她关

于　２０　年代和　３０　年代女作家的论文中所作深刻分析指出的那样，现代中国的

女作家们“在和文艺与社会的权威以及支配她们生活的旧秩序与价值观念断

然决裂之后……突然变得无所依傍，只能从她们自己的感情和不确定的关系

中获得支持，而这种关系本身又取决于不可靠的感情。当自我肯定的权利终

于得到了的时候，却证明它是靠不住的东西，而依靠爱情和感受来维持生活

的女人，就更加容易受到其他苦难的伤害”。①

这一时期一些著名女作家——黄庐隐、冯沅君和丁玲——的作品，为这

种勇敢与脆弱、叛逆与幻灭的混合感情提供了感人的佐证。冯沅君在她的著

名小说《隔绝》中，描写一对没有经验的浪漫情侣在和家庭决裂出走以后所

遭遇的艰难与困苦。在文学研究会的黄庐隐的作品中，总是出现欺诈与受害

的主题：她那些解放了的女主人公满脑子都是从在家里读过的传统言情小说

里学来的爱情幻想，对仍然是由男人主宰的社会简直毫无准备。她们起初的

叛逆很快就导致了她们的“堕落”。当这些初出茅庐的娜拉式的少女被追赶

时髦的纨绔子弟领进放荡淫乱的世界时，他们就油嘴滑舌地炫耀自吹出来的

文学天才，娴熟地玩弄“自由恋爱”的把戏，占那些毫无经验的幼稚的理想

主义的姑娘们的便宜。

丁玲也许是现代中国最主要的女作家，她早期的小说提供了这种混乱情

绪的最大胆的例子。她最有名的小说《莎菲女士日记》，描写的是一位和两

个男人搅在一起的“新女性”：她不满足于那个柔弱伤感的青年，而被一位

来自新加坡的富有花花公子所吸引。和庐隐的那些“游戏人生”的女主人公

不同，莎菲女士设法征服了两个男人，不过她的征服欲望在表面上看来虽然

好像是表明了她坚强的个性，却掩盖着内心复杂的追求与负罪的苦恼。莎菲

女士的故事，可以被看作一个被肉体情欲与精神恋爱二者之间的冲突和差异

弄得晕头转向的现代女子的经历；她精神狂乱，无法将两者结合起来。①

对于黄庐隐和丁玲，爱情的持久性主要在精神方面。为了反抗将性爱看

作男人玩物的传统习惯，为了恢复婚姻中的爱情，五四时期的易卜生主义者

②胡适：《易卜生主义》，见《胡适文存》，1，第　643　页。

①梅仪慈：《20　年代和　30　年代的女作家》，见马里？沃尔夫和罗克珊？威特克编：《中国社会中的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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