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调查中,大约有 15%的稻谷收成和 29%的小麦收成被农民卖掉,卖掉的商
品作物如烟草、鸦片、花生、油菜籽和棉花的比例当然更高。①在许多情况下,
农民不得不在当地市场上出售产品而没有别的选择。他被隔离在较远的市场
之外,不仅由于运输困难使得运费太贵,而且还有信息上的障碍——尽管农
②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第 462 页:76%的农场信贷是为了“非生产目的”;天野元之助:《农业经
济》,2,第 219—220 页,引用了七项全国和地方研究。
③《农情报告》,2。11(1934 年 11 月),第 108—109 页,见《经济统计月志》,1。11(1934 年 11 月),
第 7 页。
④《经济统计月志》,1。11(1934 年 11 月),第 2 页。
⑤见李文治和章有义编:《农业史》,3,第 206—214 页;天野元之助:《农业经济》,2,第 308—348
页。
①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第 233 页。
村的无知状态可能被夸大了。市场处于相当大的价格波动中,这可能对农民
不利,因为在收获时期当他想卖时供应自然较多,而在春天当他想买时供应
就少了。此外,在东南沿海一带靠近大城市的地区,由于农业的商业化已有
一些进展,剥削的代收制(如英美烟草公司所实行的)使农民任凭买方的摆
布。
而作为个别的小买家或小卖家,农民不能影响他必须与之贸易的市场,
用生硬的马克思主义(和儒家的)语言说,商人都是寄生虫,对经济毫无贡
献,或认为 20 世纪农业商业化程度的增加对农村的生产和收入产生消极影
响,这些都是可笑的。在原子式的农村部分(atomistic rural sector),
没有进入的障碍(不同于常常被夸大了的信息障碍),实际上没有政府干预,
各个行业的资本需求都低,因此大多数类型的商业都是很有竞争性的。高利
润很快把新来者引进现有市场。中国跟别的地方一样,最富的商人是那些在
更加商业化的地区做生意的人,这里的人在与市场打交道方面几乎人人消息
灵通、灵活,并有经验。他们不靠欺骗顾客赚钱,而靠劳动的专门化和分工,
并以低廉的单位价格提供关键性的服务。地方市场常常被描绘成这样:对农
民卖东西来说,它倾向于买方独家垄断,而对农民买东西来说,又倾向于只
此一家。但事实上很少有研究证明这个普遍的假定。如果上市作物的 2/3 以
上是在本地卖的(如珀金斯所认为的),那么这种生意根本就只能涉及少数
商人;定期集市是农民互相买卖的地方。珀金斯认为市场上主要是地主在卖
稻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