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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第4页）

不论用什么形式缴纳，也不论从绝对数字或与地价的比例关系看，华南

的租额比华北高出许多——但土地的亩产量也是这样。除华北和西南的贵州

外，定额物租制是主要的地租形态，在租佃发生率最高的　５　省（安徽、浙江、

湖南、广东、四川）占租约的　６２％，但在租佃率最低的　５　省（陕西、山西、

河北、山东、河南）仅占　３９％。在这种租约下，佃户向地主缴纳定额的谷物，

而不论收成的好坏（在灾难性的坏年头可能有所减少或展期）。当与较长期

的租约（在种植水稻的高租佃率省份这更普遍）相结合时，定额物租使佃户

可以从通过劳动和投资改进生产力中得到好处，从而比分租制对增加产量有

更大的刺激。分租制在租佃率低的华北　５　省（占　３２％）比在租佃率高的　５　省

（占　１８％）更普遍，那里的押租也少。北方的租约条件与南方相比，较少鼓

励农民为改进土地投资，但租佃在北方也不如南方普遍。

上述省一级的定量研究，没有充分涉及个别佃户的命运，或各地极其多

样的做法，或租佃制的这些显然合理的方面能够促进增产的限度。特定地区

与特定时期的真正农民佃户，实现足够的家庭收入到什么程度才进行增加他

们的总产量的改进，只有通过详细的地方研究（如拉蒙？迈尔斯之研究河北

和山东，罗伯特？阿什之研究江苏）才能确定；前者的研究结果是肯定的，

后者是否定的。

上述土地占有和耕种的模式，与跟农业有关的信贷结构、市场销售和赋

税有密切联系。由于农业是一种周转慢的行业，中国的小农跟别的国家的小

农一样，常常是不借贷就不能度过播种与收获之间的那段时间。负债是农村

不满的主要根源。卜凯报告，１９２９—１９３３　年调查的农场有　３９％负债。中央农

业实验所估计，在　１９３３　年，有　５６％的农场借过现金，４８％借过谷物或食物。

第三种全国性估计指出，１９３５　年有　４３．８７％的农户负债。①所有的观察者一致

同意，农村借债是为了应付家庭的消费需要，而不是为了生产投资，而且对

②内政部：《内政年鉴》，3，《土地》，第　12　章，（D）第　993—994　页。陈正谟发现押租流行于　1933—1934

年报告中　30％的地区，6％以上的地区有这种现象。陈正谟：《中国各省的地租》，第　61　页。

③全国土地委员会：《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第　44　页。

④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中国租细制度之统计分析》，第　43　页。1924　年与　1934　年比较，数字变化如

此之小，不会有什么意义。

①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第　462　页；《农情报告》，2。4（1934　年　4　月），第　30　页，见《中国近代经

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　342　页；全国土地委员会：《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第　51　页。

较穷的农民来说，负债是经常发生的事。②利息很高。这反映出农民极其迫切

的需要、中国农村资本的短缺、不履行债务的风险，以及没有政府的或合作

的现代借贷机构可供选择。对小量的实物借贷，年利可以达到　１００—２０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