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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得麟儿陈氏喜庆 追往事萧沈艰难乙（第4页）

孝廉却不待木凳，率先坐在茵茵绿草之上，笑道：“如此茵褥，岂不胜秃板凳！”陈逵与浔阳秀才便也坐下在草地上。

陶母出身仕宦人家，知当时名士风流作派，便不坚请上桌，只让陶侃跪着奉上酒食。三人目视陶侃，见他不卑不亢，言语得体，心中又是默默赞许。

此时拴着的三头牲口却开始叫唤，虽当暮春，但毕竟是贵客的坐骑，当然不能由陶侃牵着去放牧。然家中并无刍豆，陶母不禁大急，转头看向屋中南窗下，正有纳凉之土炕床榻，上有草席两卷。陶母便命陶侃将出，用铡刀铡碎了，放入家中喂猪用的食槽，以那两卷草席，喂饱了贵客的一马一驴一骡子。因草席上浸透人的汗液，三头牲口吃得很香，马儿甚至打起了响鼻，惹得三位秀孝大笑，母子自亦陪笑。陶母知草席有汗，不待牲口食尽，便命陶侃打来湖水饮马及驴骡。

陈逵到了合肥，便立刻拜见庐江太守，道贵郡浔阳陶侃如何人才出众，贵郡当出一三公云云。陈逵在江扬二州有名士之目，太守亦知晓其人，且陈已受京师公府征辟，前途不可限量，对其所言，自然不敢怠慢，当即敲定，明年举荐陶侃为扬州孝廉。

翌年，庐江郡果然向州里举荐陶侃为孝廉，太守与浔阳令联名举荐。刺史府命吏复核，吏归报曰：“庐江浔阳陶侃，自幼丧父，奉母至孝，可堪孝廉之举。”于是扬州刺史察举陶侃为孝廉，庐江郡随即以浔阳左近彭泽县吏员有缺，授陶侃官为彭泽主簿。

陶侃奉公守法，廉洁不贪，在彭泽主簿任上，自耕官田以充俸禄。彭泽民见之亲切，称之为自耕官，皆道：“自古惟有自耕农，如今乃见自耕官！若使主簿为县令，彭泽四民乐陶陶！”扬州刺史府下郡县采风谣者闻之，立录写上呈刺史。刺史看罢大喜，直道庐江郡与浔阳县所荐得人，立擢陶侃为彭泽令。

陶侃在主簿任上不过年半，便升为县令，庐江一郡之中，个个啧啧称奇。陶侃不骄不躁，仍耕官田以自给自足，公余不失贫农本色，下河捞些鱼虾以改善伙食。在彭泽令上三年，秋后大比，政绩为全郡第一。太守离任，上书刺史，举陶侃代为太守。刺史府命陶侃即刻往代。

陶侃将赴合肥，离家渐远，又不暇归家别母，便将在彭泽令任上最后一年积攒的干鱼虾一包，托府吏送至家中予母。陶母见干鱼虾大悲，掷之于地道：“古人不与民争利，乃至拔园葵，毁机杼，今吾儿下河捞取鱼虾，乃与民争利！此物虽非贪墨，府吏乃县府之吏、朝廷之吏，奈何差遣为私事！此物断不可收受！”

陶侃已赴合肥，自彭泽县府吏去信中闻讯，不禁叹息，“世人皆以陶士行廉，吾母方为真廉！”

翌年朝廷任命下达，陶侃遂为庐江太守。至王导为扬州刺史，陶侃已在庐江太守任上十年有几。

是年，石冰攻陷合肥，庐江郡城失守，全郡大部丧于贼手。陶侃率郡兵护送百姓，辗转渡江，归至浔阳家乡，才立住脚跟。扬州刺史府以合肥沦陷，陶侃虽力抗贼而不敌，遂率郡兵护百姓渡江至浔阳，使庐江失土不失民，有刘先主之风，通令全州嘉奖。

王敦正以江荆二州都督带江州刺史驻扎豫章，闻陶侃自合肥败退至浔阳而不失民，觉得其人当地土着，出身溪人而有政绩，得庐江郡民爱戴，乃是可用之才，于是上书元帝，请分庐江郡浔阳、柴桑、彭泽三县与豫章郡鄱阳等县，另立浔阳郡，即以扼长江入彭蠡泽之柴桑口所在柴桑县为郡治，以安庐江南渡遗民，以陶侃为太守。元帝上书朝廷，朝廷许之。

一时江州北境人心安定，民众不惧石冰渡江，王敦大喜，乃复上书，请以陶侃兼任江夏太守，以绥靖荆州东境。朝廷许之。陶侃遂率以故庐江郡兵与庐江郡江北遗民为主体的部曲，上船开赴夏口，任江夏、浔阳二郡太守，抵抗石冰西侵与张昌南下。

此时扬、江、荆三州皆传陶侃美名，以为刘先主在世，古名将不若。荆州刺史、镇南将军刘弘，闻陶侃移镇夏口，大喜过望，以亲笔信感谢江荆二州都督王敦。

自陶侃移镇夏口，石冰不复西侵，转而向东，却阻于大江，终于受困而亡。张昌本已率军登舟，将顺汉水直下江夏，闻陶侃在夏口，怅然若失，道：“石冰残贼无畏，尚不敢越雷池一步！我却何人，敢捋陶江夏虎须？”于是不敢南下，转而向东，却与石冰争起了江淮间地盘。陶侃率军顺江而下，追击张昌，大败张昌军于皖山。张昌仅以身免，率数骑胁丘沈逃入皖山，不日双双遭擒，丘沈、张昌之乱平。

王敦、刘弘双双大喜，刘弘苦于杜弢及雍州流民帅杜曾极难对付，且杜弢放弃长沙北上之后，长沙人王机趁机作乱，攻陷郡城，几欲据长沙称王。幸陶侃返旆夏口，偕刘弘麾下荆州水师直上巴陵，与杜弢所率舟师会战于浃口。杜弢大败，遂以之前久围荆州城江陵而不下，至此放弃江北，先是退守巴陵，又进一步南归，再次攻陷了长沙城，遂以荆州江南第一大郡长沙郡城临湘为根据，伺机进取武陵、安成、衡阳、湘东、桂阳、邵陵、零陵、始安诸郡，而长沙邻郡安成、衡阳、湘东三郡，又复为流民军所夺。

杜弢虽被压缩回江南，但梁益二州流民军声势仍不弱，且长沙一带，本其发迹之地，杜弢本是秀才，知书达礼，与张昌、石冰不同，在长沙甚有声望，当地呼为杜王。刘弘大公无私，先与江荆二州都督王敦合计，言当以讨灭杜弢重任，全付陶侃一人，即当以荆州江南之巴陵、长沙、安成、衡阳、湘东、桂阳、零陵、武陵、邵陵、始安等十郡，另立为湘州，以陶侃为刺史，兼督湘州诸郡军事，委以全权，使其可调遣湘州诸郡兵，乃可平乱。

王敦以为妙计，遂与刘弘联名上书，请朝廷准立湘州，以陶侃为刺史，予以全权，使其调动诸郡兵讨灭杜弢。朝廷许之，陶侃遂率其本部，兵发巴陵以东之浃口，进向巴陵。巴陵杜弢守军甚弱，弃城而走，南下投奔在长沙的杜王而去。陶侃取了巴陵城，遂以巴陵暂为湘州治所。

杜弢在长沙一去一回，中间虽然赶跑了作乱的长沙本土人王机，使王机被迫率军南下岭南，却又给陶侃平定乱事增添了后患。杜弢所率梁益二州流民军到底是客军，虽也劫富济贫，打击豪强，但流民军到底给长沙和湘州诸郡带来了兵乱。自梁益二州流民军复入湘，与官军长期对峙，旷日持久，使新立之湘州永无宁日。湘州民心因此，便渐渐改变，转向了声誉极佳的首任刺史——浔阳土着溪人陶士行。

陶侃于巴陵传檄湘州境内，号召湘州诸郡遣郡兵，与其所统州兵合围长沙。诸郡太守以州新立，本欲各自为政，只求自保，但以陶侃深孚众望，恐民心向陶背己，乃纷纷起兵响应。终于陶侃率州兵于约定之日自巴陵开拔，诸郡此前已先后发动，湘州州郡兵遂合围了长沙城。长沙大族虞、刘、吴、欧阳诸家家主闻讯，秘密会议，遂联合家兵，攻败城西北角新开小门之杜弢守军，将陶侃大军迎入长沙城。后湘州城临湘此新开小门，以此役乃湘州建立之役，号为建湘门。

陶侃入城，杜弢仓促出城，不得已乃归向醴陵。部曲散尽，醴陵城其部将复不纳，杜弢走投无路，便遁入安成山中，不日被擒，押解建康，斩于都市。

元帝惜杜弢之才，本欲不杀而用之。杜弢不屈，大言道：“汝不过琅琊王，有建康一城而已！我在长沙，坐拥数郡之地，人人呼为杜王！岂可为汝牛睿小儿所用！”

原来元帝并非其父琅琊恭王与夏侯王妃所生，而是王府牛姓小吏与夏侯王妃所生，故知情者呼之为牛睿。昔日元帝曾祖父司马懿以谶言有“牛继马后”之语，适魏武取荆州时降将牛金，随之平辽东公孙氏有功，回朝必受封赏，牛金其时年甫四十，前途不可限量，司马懿遂以他故为借口枉杀之，永除后患。不想牛金幼子寄养外家，逃过了灭门之灾，后入琅琊王府，以貌美得宠于夏侯王妃，遂生牛睿，亦可谓报应不爽。

杜弢当面呼元帝为牛睿，元帝大怒，遂命将杜弢枭首，悬头朱雀大桁以示众。

长沙乱平，湘州已无设立必要，王敦已有篡位野心，不欲清正廉明的陶侃据有湘州在其上游，于是上书请裁撤湘州，诸郡仍归荆州。朝廷许之。

无论朝野，皆以为新任荆州刺史，必是陶侃。不想任命下达，却是以王敦族弟王邃为荆刺。原来元帝受到王敦压力，不得已而许之。朝野大失望，皆为陶侃不平，且猜疑王敦有不臣之心。

陶侃立下大功，自不可能使之回任江夏太守。王敦为安抚陶侃，乃上表荐陶侃为广州刺史，言王机窜入岭南，一度攻陷广州城番禺，复西窜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交广二州皆受扰乱，惟陶士行可平，宜以陶为广刺，使平王机。

元帝许之。陶侃遂南下岭南为广刺，发兵讨王机，不日即平乱。陶侃不以失荆刺之位气馁，广州滨海而安定，州中无事，陶便每日晨搬二百砖块入官舍，暮复搬出。府吏不解这刺史陶使君何以如此，乃问究竟。陶侃道：“州中无事，我生来多力，莅州以来，已生二子！复有余力，不欲懈怠，乃搬砖耳！”一时传为美谈，时人皆以陶侃为老当益壮之典范。

元帝晚年，不堪大权旁落于琅琊王氏，乃重用刘隗，用其计，强征大族豪强僮客即佃客为兵，变豪强隐没之人口为朝廷军户，以增强朝廷武力，表面示人以防范后赵主石虎，且为北伐将来之计，实则部署于西府历阳及寿春，主为防范上游坐拥江荆二州之大将军王敦。王敦身为大族豪强，朝廷强征佃客为兵，已触犯其家族琅琊王氏之利益，且南渡诸士族，与江东本土豪族，皆隐没千数人口为佃客，因而大受损失，故皆恨元帝。惟大族中人出仕者多，各有利益，复限于君臣名义，不敢向朝廷发难而已。王敦看准此点，便扬言清君侧，并怂恿同样利益受损、出身吴兴大族之宣城内史沈充共同举兵。

元帝倚重的刘隗、戴渊皆兵败。奉命守石头城之义兴周札，因利益受损故，开门揖盗，将王敦大军放入石头城。沈充率军攻朱雀大桁，虽浮桥勉强守住，然充驻军南岸，使建康屏障尽失。元帝不得已，乃下令台军解兵，以期王敦息怒。王敦杀南北人望戴渊、周顗以立威，元帝不得已，乃以之为丞相，百官总己以听，自身沦为傀儡。

越年，元帝忧愤而卒，太子即位，是为晋明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