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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芳名远播津门花艳开（第5页）

历史不能假设，但历史故事的多姿多彩又不忍让人假设，假如碧城没有遇见严复，后面还会有什么故事呢？不得而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吕碧成通过严复，认识了一个新世界，进到了一个她理想中的地方，对她一生影响莫大。

大千世界，滚滚红尘，认识一个正确的人很难，遇上便是缘分，错过十足可惜。两个不同生命轨迹的人，交汇在一点，蓦然发现对方的世界，或许那就是你在生命中寻求已久的那个桃花源。

第三节友情怨

相较于在事业上的成功，吕碧成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要逊色得多，她个性极强，喜欢自作主张，且固执己见，不懂得退让与圆滑，慢慢地便与傅增湘、英敛之产生了矛盾。

吕碧城跟英敛之相识、相知，算得上是她这一生不可少的贵人跟朋友，不过二人终究还是不欢而散，不可谓不是一件憾事。

其实他们二人在生活小事上绝无什么纠葛，也就谈不上分歧了，最大的分歧在于两个人的理念在后来越来越出现分化，虽然双方竭力避免分裂，不过事实已经证明他们不得不分裂了。

吕碧城跟英敛之相识、相知虽有某种关系在里面，不过英敛之对吕碧城才华的钦佩，吕碧城对英敛之的知遇之恩是最主要的原因，否则也只能是走过场而已，断然是不能深交的。

吕碧成跟英敛之的关系要好，一来因为他曾在自己最飘零的时候收留自己，二来因为他在自己最无助时给了精神上的鼓励。患难之间见真情，一点都不假，这份情谊，也更值得记忆、珍藏。

因为志趣相投聚合在一起，又因志趣相异而分裂，这或许便是他们有些遗憾的友情历程吧。不过这种分裂虽显遗憾，但却彰显了彼此的真实，还原了众人对时局的彷徨，归根结底，能怪的，或许只能怪那个时代了。

有人天性好动，有人骨子里就很安静，动静本身无所谓优与劣，与人相宜最好。不要试图去改变一个人，就算改变过来了，他也会在适当的时机“春风吹又生”。

吕碧城是一个动静皆宜的人，在白天，在社交场合，她喧哗热烈；在晚上，在私人空间，她则静若处子。倘若让她改变了自己，虽然她还是她，对我们而言，她既熟悉又陌生。

吕碧城跟英敛之的矛盾最主要的一方面在于对清庭的态度，吕碧城虽然不是激进的革命派，但她对清廷从无好感；英敛之虽然也看透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但终因自己是满族人，所以只是提出激烈的批评，希望当局改革弊政，而不是想要革掉清政府的命。

1917年，吕碧城游览颐和园之时，看到到处悬挂慈禧太后的画像，而中国的大量疆土却被人割占，几乎亡国，于是她就写了一阕《百字令》，讥讽慈禧太后甚至不如“汉雉唐鹉”。

吕碧城跟英敛之的矛盾另一方面主要体现在对日本的态度之上。英敛之认为中国贫穷落后，应向日本学习，1905年日本考察归来，他呼吁“中日两国诚有唇齿辅车之势，合之两美，离之则伤。”主张中日联盟，则可以安于无事。虽英敛之的忠心不可怀疑，不过其论确实愚钝之极，这或许也是因为当时的人的政治观念幼稚，不可责怪一人。吕碧城似乎天生痛恨日本，对英敛之的看法不敢苟同，或许是她更多地记恨于日本对中国的欺凌罢了。

现在回首看去，无论是英敛之还是吕碧城，无所谓对错，他们的心始终都怀有善念，这是最重要的。时局难料，或许一切在后世者看来，皆明朗无比，不过身在彼时，想要摈弃一些杂念，清醒、理智待之，谈何容易。

英敛之跟吕碧城的隔膜还是跟他们的背景及其相关的，吕碧城不仅国学功底扎实，还接触了不少西方新文化，可谓是学贯中西。特别是她对诗词格律的造诣，岂非一般人能敌？英敛之虽也算得是个名人，不过他却是半路出家，跟吕碧城相比，只是一种技艺的运用罢了。

因为吕碧城对中西学问都有所涉猎，所以她的论点常常较为开放；而英敛之基本受到儒家学说的教化，在思想上仍属比较守旧的，这样一来，他们在一些问题上的看法有所区别也就不足为奇了。

诡秘的是，吕碧城是英敛之发现的，他最吕碧城有知遇之恩，不管如何，总会在心理上有一种前辈心理；而吕碧城虽然是靠英敛之提拔出众的，但她却不谙世事法则，常有肆无忌惮之举，这不免冲撞了英敛之等前辈，而她却全然不知不觉。

都说文人相亲，慢慢地这种奇怪的气氛就会弥漫在他们中间，矛盾不爆发都难，不过恰恰因为是文人，彼此不会将其拿到桌面对决，而是将其积累在心里，任由它繁盛，最后淹没了原本的心田。

世人都说英敛之小气，其实吕碧城又何尝不是一个社交中的矮人呢？人有一误区，常常会因人的才华而忽视其社交能力，其实古往今来，又有谁能逃离社会的藩篱呢？一个连社会都无法处理好的人，不能算得上是一个最聪明者。不过人恰好有一种缺憾，或者正是缺憾才是美，那又另当别论了。

才华如吕碧成一样的女子终究难以与世俗融合，张爱玲、萧红、石评梅等一一都证明了如此。不是她们不懂世事法则，只是她们过于自信，自信可以突破这种法则，自信能够逆流而动，不过事实证明，这绝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尽管她们激起的水花，在历史的长河中颇有姿态，不过其中苦楚却难为外人道。

在穿戴打扮上，吕碧城受新风气的影响，追求新潮，常被人指责为“奢华”，这也常常受到英敛之的指责。其实这都跟他们两人的家庭生长环境有关，吕碧城虽然早年经历过漂泊，但她毕竟是上层官僚出身，那种特有的傲气没有磨灭，英敛之虽然也算得上是社会名流了，但他出身平民，那种朴素之气质是无法彻底去除的。

1908年，英敛之在《大公报》载文，对招摇打扮进行了批判：“招摇过市，不东不西，不中不外，那一种娇艳的样子，叫人看着不耐看。”吕碧城以为是在讥讽自己，以她的性格岂能善罢甘休，便在《津报》发文反击。后来两人还直接书信辩论，他们二人的累积起来的情意也就慢慢地在这中间消解掉了。

平心而论，吕碧城的学识见解固然在英敛之之上，不过好歹他是曾经提携过自己的前辈，就算是对其见解有所微词，也必定应保持一份尊重。不过，孤高、直率和敏感的吕碧城却没有学会这一份人情世故，于是在此受挫便是情理之中的了。

其实能在生活中找到真正志趣相投的人又何尝是件易事，人生中，多的是萍水相逢，多的是一时一地的情意，姜子牙和钟子期的高山流水也只能是一时的情感的共振，若要一直下去，恐怕没有人的心弦能承受。

英敛之与吕碧城起隔阂，不怪他们本人，这只是一种俗世定律在这里起作用而已，不要以为它俗，谁又能够逃脱这种俗气呢？不信，你回首看看自己生命走过的路，又有多少是完全脱离了它的牵连，又有多少全然在它的掌控之中？如果有吃惊的发现，也不要吃惊罢了，因为大家都如此，只不过是程度的不同罢了。

不久，辛亥革命爆发，清帝退位，吕碧城为民国出世而欢呼、喜悦，诅咒那封建帝制一去不返；然英敛之对袁世凯却没有丝毫好感，这或许是他夺取了自己民族的帝位罢。

虽然两人对时局又一次分道扬镳，不过这次却没有正面交锋，只是在各自的领地隔空喊话而已。随着《大公报》对共和颇有微词，且有亲日倾向，已与主流思想渐行渐远，英敛之在1916年9月将报纸倒给了王治隆，自己回到北京隐居，自号“万松野人”。

英敛之与吕碧城的情意是不能因某事断然无存的，在远离了喧嚣尘世之后，几多沉寂，英敛之或许参透了凡事种种，1917年写信给吕碧城，劝她“生命之脆薄，又诚泡之不可把玩……万事尽付悠悠，所惓惓不能去怀者，唯故人参政之一大事。”其实早在前一年，吕碧城经过香山时就曾拜访过英敛之，此时的她已经遁入佛门，也便是英敛之所言的“参证大事”。

从一点出发，转过一大圈，又回到起点，这便是人生的奇妙之处。英敛之与吕碧城因为某种志趣相识、相知，却有因对时局的认知偏误而分道扬镳，经历世事沉浮，几多变换之后，两人竟然在“参证大事”上灵魂再次相遇，也算得上是冥冥之中的一种既定罢。

英敛之与吕碧城就友情而言，是没有修成正果，今日看来，吕碧城似乎更应负主要责任。毕竟，在最困苦的时候，英敛之帮助了她；她的成功成名也少了不英敛之的提携。不过世事变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过去，亦有自己的未来，这两段都是不可预料的，只有现在是表面上是可以把控的，其实哪有那么容易呢。如果说是他们自己将这段难得的友情断掉，还不如说是世事不容他们友情的继续呢，这也算是对这段没有结局的悲怆友情的最好纪念吧。

吕碧城是一个思想开放者，对于儒家那些礼法纲常她本会不屑一顾，然而外界的纷扰评价却让她很是在意，这并不是因为她放不开而是她有太过强烈的自尊心。

因为思想上的分歧，吕碧城慢慢地跟英敛之、傅增湘等师友渐行渐远，各种缘由，虽外界几多猜度，但有几分命中，不得而知。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感情的淡漠已让吕碧城很是痛心。

纳兰性德曾说：“人到情多情转薄”，这倒不是说多情之后必然是无情，而是说人最难接受亲近者的别离，有物理的隔离，也有心灵的隔离。吕碧城无疑是个敏感而又多情者，她与英敛之、傅增湘的远离成了她忘恩负义的最好明证。其实就算是父母，虽对孩子有养育之恩，却无权左右孩子的信仰和道路选择，何况是师友呢？

芸芸众生，能够一路同行者，必然不是相互掣肘的人，否则既伤了别人，也拖累了自己。就算是最初的同行者，也可能在后面的征程中发生阻碍，谁又能保证不是呢？知遇之恩，便要求终身俯首以报，这无非是封建腐朽观念在作祟，怪不得世人，该责怪的是那个时代，该做的是启蒙那个时代，这不正是吕碧城所作所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