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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延新简责寇恩事的几个问题（第3页）

西汉时期封建制的巩固和壮大，给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史记·货殖列传》云：“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同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这些富商贾勾结王侯，凭借着雄厚的财力，牟取暴利，过着王侯般的生活，当时谚语说：“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依市门”。这当然也大大刺激了贵族官吏的贪欲，为满足享乐生活的挥霍，他们也多兼营商业，并且京师更为严重，以至元帝时，贡禹曾提出建议：“欲令近臣自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贩卖与民争利，犯者辄免官削爵不得仕宦”[《汉书·贡禹传》。]，更可见其严重程度。

居延官吏从事商业活动的记载，在两汉之际的简文中，见到的不少。如新获居延简74E·P·F22∶37云：“甲渠言部吏毋得作钱、发冢、贩卖衣物于都市者”；74E·P·F22∶38A简亦云：“建武六年七月戊戍朔乙卯，甲渠鄣守侯敢言之，府移大将军幕府书□曰：奸酷吏民作使贾客，私铸〔作〕钱薄小不如法度，及盗发冢公卖衣物于都市，虽知莫谴，苛百姓患苦之。”反映出居延官吏私铸作钱、发冢、在都市公然买卖衣物，从事商业活动，已使官府三五申令加以禁止的严重地步。而此册则更具体、更深刻地揭露了居延高级官吏从事商业活动的恶劣行径。

甲渠侯粟君雇人捕鱼，然后凭借政治上的权势，役使下级官吏为其到军得贩卖，据现有史籍，汉代官吏役使下属为己营商，尚乏明确记载，这就更暴露了东汉初年居延官吏兼营商业的猖獗程度。

甲渠侯粟君当下属不能行时，便勒索了两头牛，文谷五十五石，作为另雇他人贩鱼的僦直费。结果他仅用一年的费用便雇了寇恩为其卖鱼，转年之间，便获取了一头牛、廿八石谷。当寇恩贩鱼回来少交了八万钱时，又扣押了寇恩价值二万四千六百钱的东西（内包括恩为业买肉、籴谷的九千钱）。如果加上卖鱼所得利润（因不知雇几人捕鱼，故卖鱼利润难确定）。起码牟取了数十万钱暴利，但粟君不以此满足，既要赖掉雇钦捕鱼工钱，还要诬告寇恩借了他的牛，卖掉了不肯还，要寇恩赔偿，充分暴露了汉代官吏贪得无厌的丑恶面目和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压榨。《后汉书·左雄传》对当时贪官污吏进行压榨的残酷程度，曾形象地描述说：“乡官部吏，职斯禄薄，车马衣服，一出于民，廉者取足，贪者充家。”其实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压榨，岂止是职斯禄薄的下层官吏，西汉元帝在诏书中，就承认“公卿大夫……缘奸作邪，侵削细民，元元安所归命……”[《汉书·元帝纪》。]。史载两汉时期“士多不修节操”[《后汉书·孔奋传》。]，此册叙述的甲渠侯粟君从事商业活动，进行经济剥削的情况，正是这些形象的再现。

东汉初年居延地区的经济概况

居延汉简记载物价的简文，数量不少，有明确年代的就目前所知，仅见于此册。因此，它对探讨东汉初年河西地区的经济状况，有其重要价值。

此册所列物价，属东汉建武二年十二月至建武三年二月前后的价格。现摘录如下：

牛一头直谷六十石，合钱二十四万

大车半停轴一直万钱

羊韦一枚为橐直三千

大笥一合直千

一石去卢一直六百

做索二枚直千

肉十斤直谷一石，石三千（此处之谷，指大麦）。

籴大麦二石直六千

谷一石四千

鱼五千头行钱四十万（实际价值不到此数）

雇冠恩到偗得卖鱼，僦直价牛一头、谷廿七石，合钱三十四万八千（据简27，积行道来回约五十天，加上卖鱼时间，当需六十天左右）。

雇冠恩子钦捕鱼每日庸金谷二斗，合钱八百。

为便于比较，现将以往居延简所见同一（或同类）商品价格赘录如下：

服牛二，六千（《居延汉简释文》卷三，四十八页，以下简称几卷几页）。

用牛二，直五千（卷三，五十二页）。

肉百斤，直七百（卷三，七十七页）。

肉五百佚一斤，直二千二百六十四（卷三、三十七页）。

出钱百一十籴大麦、麦一石，石百一十（卷二、六十一页）。

朱千秋入谷六十石六斗六升大，直二千一百廿三（卷二，卅页）

入谷六十六石，直钱二千三百一十（卷二，三十四页）。

僦直价虽多，因无天数，从略。

从以上可见，此册所列物价，比以往居延简所见同一（或同类）商品价格，相差悬殊。如：牛一头，此册所载直谷六十石，合钱廿四万。而以往居延简载，仅值二千五百或三千钱，相差八十倍至近百倍。肉的价格也相差数十倍乃至近百倍之多，当然同一地区同一商品价格不同原因甚多，除了商品的好坏外，还与商品所在的时期是否有战争、自然灾害、货币贬值有关。上列两种物价，即便商品质量有好坏，但同样的肉，质量好的与质量差的价格也不至于相差如此之大。因此，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应当主要是以后的几种。即连年的战争造成生产力的锐减；自然灾害使农作物大幅度减产；货币贬值，使货币的购买力迅速下降。

史载王莽末年，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加上当时“天下旱蝗”，至使“黄金一斤，易粟一斛”或“米硕万钱”[见《后汉书·光武纪》及《后汉书·第五伦传》注引《东观记》。]。而当时币制的混乱，民私铸钱及非沮宝货犯法者多，以及随之刘秀进行的统一战争，更加剧这种形势。所以建武六年，光武帝在辛酉诏书中说：“往岁水旱蝗虫为灾，谷价腾跃，人用困乏”[《后汉书·光武纪》。]。本来汉代中原地区，米石百余钱，就己言贵[详《汉书·赵充国传》。]。而在王莽末、建武初由于上述几种原因，却造成了粮价急剧上涨的局面。

河西地处西北，当时除与匈奴和羌有所冲突外，未受中原战乱和旱蝗灾害波及。《后汉书·窦融传》称当时河西“晏然富殖，……羌胡犯塞，融辄自将与诸郡相救皆如符要，每辄自破之，其后匈奴惩义，稀复侵寇，而保塞羌胡，皆震服亲附。安定、北地、上郡流人避凶饥者，归之不断”。反映出一种比较安定的局面。只是中原“谷价腾跃”的情况对河西物价也产生一定影响。况且其时河西地区“私铸作钱”的现象也很严重[新获居延简中，属建武初年的此类记载甚多，如74E·P·F22∶40“甲渠言部吏毋铸作钱者”；74E·P·F22∶39“……禁吏民毋得铸作钱，及挟不行钱”，以及文中所引74E·P·F22∶38A简皆是。]。而且这些私铸钱，还有许多是薄小不如法度的不行钱。这就导制了币制的混乱和货币购买力的下降。但从本册看，毕竟比中原的情况要好得多，史称其时河西“晏然富殖”，相对说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以前陈直先生在《汉代的米谷价及内郡边郡物价情况》[见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一文中，曾据居延汉简所载物价，同散见于史籍中的汉代内郡物价分别列举，从文中可见在正常年景，边郡物价普遍高于内郡。而此册的发现却表明在一定历史时期，如东汉初年，边郡物价反倒比内郡低廉得多。这种情况也有助于说明，在古代中原战乱之际，有时一些官吏如窦融、张轨即图谋保据河西，而流民也多来河西避难的缘故。过去发现的居延物价简，同类商品价格相去甚远，常使人迷惑，通过本册的发现，便可得到合理的解释。

中原地区“物价腾跃”、“水旱蝗虫”为灾的现象，直至建武五年始有所缓和[《后汉书·光武纪》。]。从新获居延简中也可以看出，在建武八年，居延物价也有所下降[74E·P·F22∶325简云：“范君上月廿一日遇当曲，言窦昭公到高平。还，道不通，天子将兵在天水，闻羌胡欲击河以西，令张掖发兵屯诸山谷，麦熟千二百，帛万二千，牛有贾，马如故……。”据《后汉书·光武纪》，刘秀于建武八年亲征隗嚣至上邽，于是年八月始回，故知此简系建武八年之物价，麦石已降至千二百。]。这样，对鉴别居延物价简的大约年代，就提供了一个较为可靠的标尺，这对深入研究两汉时期居延经济的情况是有所帮助的。

此册的物价，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既用钱计，也用谷计。说明谷也兼有货币的基本职能。《后汉书·光武纪》云：“……王莽乱后，货币杂用布帛金粟。”本册的发现证明了以上史实。

《汉书·食货志》说：当时“富商贾，偙财役贫，转毂百数”，将甲地所多的特产运至缺少此类商品的乙地贩卖，利用两地商品的差价，牟取利润。此册也反映了甲渠候粟君的此类活动。同时，也谈到粟君妻业和寇思在返回居延时采购了为数不多的日用品，这表明除某些居延土产外，偗得地区商品较居延丰富便宜，但从购置数量不多，或可说明差价也不大。

（原载《考古与文物》1981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