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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延新简责寇恩事的几个问题（第2页）

正因为这是固定的司法程序和书式，故其文字常予简省而无损文义。前引“财物不以实律”即“财物故不以实，臧××以上”的省略。“不言请出入”，不言请是“辞已定，满三日而不更言请”之省；出入是“以辞所出入”之省，二者犹可并省，简称“不请律”。“谨先以不当得告诬人律辨告”，更省一“證”字，但意思无误，（此亦当释“先”之佐证，释“无”则不通）。凡此种种，皆狱吏习用辞语，可繁可简，且当日验问时，未必都履行辨告。但作为司法文书，虽徒具虚文，亦必须交待清楚。可证这无疑是汉律要求审讯的严格规定，从云梦秦律看，秦代尚无此项规定和法律程序。

“财物不以实”律

“财物故不以实，臧五百以上”，是汉律贼律财物诉讼及审讯条款的省文，告喻此条旨在警告：如财物原有不实，或招供中瞒欺有司，不实之数超过五百钱，就是犯了故意欺诬的罪。

汉魏律文的故不以实、又故不实、不以实、不如实、不如其实、不实、非实等语，指情节恶劣而严重的弄虚作假行为，如“选举”、“鞫狱”、“击勾奴增首”、“占”、“垦田”、“度田”、“奸隐户口”等不实的罪目[分别见《汉书·张汤传》、《赵广汉传》、《功臣表》宜冠侯高不识、《昭帝纪》注；《后汉书·刘隆传》、《武帝纪》；《隋书·乞伏慧传》。]，均视之为“贼”，因入贼律之章，决罚甚重。如果对朝庭不实，律称“欺瞒”、“诬罔”，罪至大辟[《汉书·朱博传》：“欺漫半言断头矣”；《杜缓传》：“知而白之，此诬罔罪也……皆在大辟”。]。唐代时，才将类似罪款从贼律分出称诈伪律。

古代律法又极重视犯罪动机。律文的“故”，指蓄意故犯，其义与“误”、“失”相对。《后汉书·郭躬传》曰：“法令有故、误”；《晋书·刑法志》引张斐律表：“知而犯之谓之故，意以为然谓之失，不意误犯谓之过失”；《论衡·答佞篇》云：“故贼加增，过误减损”。所以，同样的罪状，故犯比过失犯的决罚加重。我国法律的故罪约于汉武帝时臻于完善[故罪，秦律已有之，见《文物》1976年8期30页，《云梦秦简释文》（三）：“罪当重而端轻之，当轻而端重之”。《汉书·刑法志》武帝“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律令凡三百九十五章”。又《晋书·刑法志》载汉武帝律令：“见知而故不举劾，各与同罪；失不举劾，各以赎论；不见不知，不坐”。]，汉律所见故罪如“故纵”、“故不直”、“故劾”、“故贵”等[分别见《汉书·昭帝纪》、《张敞传》、《功臣表》商利侯王山寿；《史记·功臣表》邔侯黄遂。]，处罚均重。因此，财物故不以实，本身就是性质严重的故罪。

“臧五百以上”，是限制、衡量财物不实的尺度。汉律各种牵涉货财之利的罪名，应均有与此类似的赃值规定，目前所知史书、出土资料的汉代赃罪、计赃情况，约有以下三种：

1、性质严重，不计赃值，径以其事定罪，如“盗郊祀宗庙物无多少皆死”[《尚书·微子》正义引汉魏律。]。

2、赃情巨大，计其赃值，但以政治罪处决，如“大为奸利臧千余万……罪至不道”[《汉书·丙吉传》，又《田延年传》：“主守盗三三千万，不道”；《恩泽侯表》：“平丘侯王迁听请赃六百万，自杀。”]。其数值为实际赃数或约数。

3、制定某罪赃值的不同数量等次，或一最低限额，以过某等或过限论罪。如本册此条，又“财物故不实，臧二百五十以上”（229。1），“臧满二百廿”（《流沙坠简》）“臧百钱以上”（123。41）以及“受所监，臧二百五十以上”，“恐猲国人受财，臧五百以上”，“诈绐人，臧六百”、“监临盗所主守，直十金以上”，“边鄙兵臧直百钱”等即是[分别见《汉书·肖望之传》、《王子侯表》承乡节侯德天、《功臣表》赤泉侯毋害、《匡衡传》；《白帖》九十一董仲舒《公羊治狱》引律。]。又有“平价”、“平庸”、“加贵取息坐臧”，如“卖马一匹价十五万，过平，臧五百以上”[分别见《汉书·沟洫志》、《晋书·刑法志》、《周礼·朝士》注、《汉书·功臣表》梁其侯任当千。]，指十五万钱超过官平价达五百钱以上。

按以上第三种皆为汉律计赃之罪的条款（原文或省文）。其数值皆非实际赃数，辨告时，只能称引相应的条件，而不得随意增减数目。不同的是，有的罪立有等次，如盗赃，云梦秦律定盗赃为：一至二二○、二二○至六六○、六六○钱以上三等。汉律盗赃也分等，用等次称量罪情轻重。其不同罪名的等次可参差不齐，如边塞兵盗百钱与主守盗十金同等，皆死罪。此二数概为最高等次，以下应还有较轻罪次。但有的罪却只有限额而无等次，如财物不实和恐猲受财之类，意在禁奸制邪，只立一较低数值即可，过限即构成罪行，如不足，说明情节轻微，不治此罪，或改治它罪。法律赃罪的等次限额，因时代、经济变迁，必有所变化。前引财物不实的二百五十、五百两数，疑是汉代不同时期的限额。云梦秦律五人群盗仅设“一钱以上”一个限额，别无等次。又此册寇恩被诬欠牛一头值十八万钱，却辨告五百之数，相差悬殊，推测五百以上为当时此罪唯一的限数。

“不请”律

即辨告之第二条：“辞已定，满三日而不更言者，以辞所出入”。此语谓：供辞录定，三日内未请求更正，发现与事实不符，必予治罪云云。从内容看，它与唐律断狱律某些条文类似，当是汉律囚律中的一项规定[魏分汉律囚律，别立为断狱律，唐因之不变。]。不仅对前条起限制补充作用，如三日内纠正了供辞的欺瞒不实，可以不究，否则即据以论处；同时，通用于一切案件的审讯及相似的其它情况。

现知汉律囚律断狱的规定极少[《周礼·朝士》注：“徒论决满三月，不得乞鞫”；《后汉书·孔融传》引律：“与罪人交关三日以上，皆应知情”。又《史记·夏侯婴传》注邓展引律：“有故乞鞫”；《晋书·刑法志》；“二岁刑以上，得以家人乞鞫”。]，此条的发现为一大补充。它反证汉代鞫狱讯囚有一种允许犯者于一定期限改动甚至推翻供辞的制度，这在法律上是无罪的，过期限则不可。由此进而推知，《汉书·张汤传》张晏注：“爰书自证，不如此言，反受其罪。讯考，三日复问之，知与前辞同否”，亦属汉律囚律，与不请律是相辅相承的两个验问的司法步骤，不请律是犯者享有的一次法律保障，验问时将被告知；张晏所云，乃指三天后的复问，覆验前后有无出入，以定供辞真伪，另是一种审讯治狱的司法手段。复问无出入，仍以原辞为准，故辛未书虽在戊辰之后第三日，并不就是复问文书。

此条之“不更言请”为倒置句，即不请求更改供辞。此语易与汉律的两种规定混淆，一是官吏上层和特殊犯罪的高级裁决与特免权，即所谓“请”、“先请”、“上请”[《汉书》高、宣、元帝纪和《后汉书·光武纪》之先请，指公侯、功臣及吏（西汉六百石、东汉三百石以上）犯罪，须先报中央议罪减免，方可决罚。上请指宗室和亲亲庇匿、老幼残疾犯罪，须上报廷尉、宗正，依律减免，见宣、成纪和《汉书·百官志》。]；一是“乞鞫”，犯者有冤，定罪后仍可乞求重审[《周礼·朝士》注：“徒论决满三月，不得乞鞫”；《后汉书·孔融传》引律：“与罪人交关三日以上，皆应知情”。又《史记·夏侯婴传》注邓展引律：“有故乞鞫”；《晋书·刑法志》；“二岁刑以上，得以家人乞鞫”。]，近似后世上诉。更言请只限于供辞改动，只能在验问的三日内，而不在定罪之后，并适合任何身份的案犯，它们是三种截然不同的法律概念。

“反罪”律

“反罪”，古律或曰“反坐”、“同罪”，是一条应用极广泛灵活的治罪原则，即本人虽未直接犯罪，但因诬欺他人，或隐匿罪犯之罪，其罪状将反及自身，案犯以同等之罪论决。云梦秦律第四种有知盗受赃与盗同罪条，又引律曰：“云与同罪，云反其罪者”，反其罪即反罪[引文出处见《文物》1976年8期30页，《云梦秦简释文》（三）：“罪当重而端轻之，当轻而端重之”。《汉书·刑法志》武帝“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律令凡三百九十五章”。又《晋书·刑法志》载汉武帝律令：“见知而故不举劾，各与同罪；失不举劾，各以赎论；不见不知，不坐”。秦律的“反其罪”、“同罪”、“同法”的原则，在应用时又稍有区别。]。又“伍相告，且以避（闭）罪不审，以所避罪罪之”。汉律“知谋反而不谏争，与反者身无异”，等于自己谋反。“见知而故不举动，各与同罪”[引文见《汉书·杜延年传》、《晋书·刑法志》。]，都是反罪。

反罪既是治罪原则，又当与诬告罪相区别。诬告是一项含义明确而援用反罪原则治罪的罪名。《急就篇》：“欺诬诘状还返真”，师古注：“囚系之徒，或欺诈闭匿，或诬冤良善……”，诬冤即诬告，欺诈闭匿则指前述其它诸反罪之状。盖诬告罪原包纳于反罪之中，后因需要而独立成罪。秦汉时期，法律的诬告罪逐渐形成。云梦秦律第四种，列经济性诬告十数条，处罚较轻。至汉魏时，为了社会稳定，尤疾政治诬陷，故专设诬人律科，裁决极严。如：卢屠王告谷蠡王反，……“反以其罪罪卢屠王”，“诬告其王，……诛死”；“敢以诽谤相告者，以所告者罪罪之”；“诬人以反，科律：反受其罪”[引文分别见《汉书·匈奴传》、《陈敬王传》；《三国志·魏志·高柔传》引魏律，同上《曹爽传》引魏书。]即是。据《晋书·刑法志》引《魏律序略》曰：“改贼律：……囚徒诬告人反，罪及亲属，异于常人”，因知诬告罪于汉律属贼律之章，与囚律之反罪原则自是二事。由居延简所见实例，亦可见二者在罪名、罪状和使用上的不同。前引“先以不当得告（即告不得当）诬人律辨告”，属于诬告罪的验审；其它罪，则辨告“罪‘反罪’”。此案之寇恩为被告。验问前尚不存在诬告问题，故仅辨告“罪‘反罪’”之律。但它的含义可以很广。寇恩供辞倘有不实，赃情、诬告或其它任何犯罪行为，按“反罪”原则均可论处相应的罪名。在这里，它也是以治罪原则面目出现的，并不是个具体的罪名。

验问和口供的一些要求

1、按名籍验问姓名年爵里：

汉代吏庶徒隶皆立有籍簿档案，具录姓名、年岁、籍贯、爵禄甚至仪貌特征，以备稽查。本册口供先录县里年岁姓氏等，为司法程序所要求，亦即《急就篇》“籍受证验记问年”的步骤。但此条颜师古注：“簿籍所受，计其价值，并显证以定罪”等似不得其解。籍受证验当指主吏按名籍簿册校验本人身份等事之真伪。簿籍、口供、征状一致无误，方可写定为爰书。据此条颜师古注亦云：“幼少老耄，科罪不同，故问年也”。王应麟补曰：“郑司农云：‘若今时律令未年满八岁、八十以上非手杀人，他皆不坐。’故爰书常记年龄，以备判刑时参考。此册便记寇恩年龄。

2、犯罪和案发的时间：

册中的“去年十二月中”，为案情发生时间，汉律称“犯法时”；唐律称“犯时”，案发之日称“发时”。“将以制刑，为后法者，则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赏大信，不可不慎”。故汉律曰：“犯法时，各以法时律令论之”[《汉书·孔光传》引令。]，《汉书·孔光传》师古注：“法时，谓犯法之时也”。汉律又有已赦之罪不得起诉告劾[《汉书·哀帝纪》：“诏有司无得举赦前事”，《王尊传》：“妄诋欺，非谤赦前事。”]，也是从重信、轻刑的原则出发，可见明确犯罪时间是必要的。

3、赃值和财物的计算标准：

口供反复强调“时，商、育皆平牛直六十石，”“沽出时行钱佚万”，“时庸平价大男日二斗”，“偗得付业钱时市谷决石四千”等语，意在申诉此种计算合法。按《晋书·刑法志》引汉科“平庸坐赃”，谓物价、工价皆以当时当地官平价为准。财物诉讼与赃值计算亦同，见《唐律疏义》名例：“平赃皆据犯处当时物价及上绢估”。双方原仪定鱼价为卖出时当地通行钱四十万。军得谷平价石四千，居延为三千。故粟君主动扣除的工钱按军得“日二斗”、“石四千”的标准计为八万。寇恩返回卖米肉的三石谷则按居延平价计为九千。两种算法均可行，原因即在于此。

4、财物诉讼的凭证──券：

双方的“约”并非口头承诺而是契约，或又名“券”。《汉书·高帝纪》：“与父老约：法，三章”，师古注：“要也，谓言契也”。汉律：“辞讼有券书为治之”；“凡以财讼狱者，正（证）之以傅别约剂”，郑玄注：“傅别，中别手书；约剂，各所持券”，“若今时市买为券书，讼则案券以证之”[《周礼·秋官》朝士注引。]。寇恩之辞必有券约为证。

关于爰书

爰书一词，此册多次出现。爰书的定义，《史记》、《汉书·张汤传》：“传爰书”，苏林、韦昭、颜师古注皆以“爰”作易、换解，以爰书为易换成文的囚辞。王先谦补注引刘奉世另刘一说曰：“爱书者，盖赵高作爰历教学隶书时，狱吏书所概用此，故从俗呼为爰书”。但证之以出土资料云梦秦律第五种《封诊式》所列二十种爰书程式，除犯者口供外，又每包括事由、案情、告劾辞、证据（人物证及证辞）、侦讯记录和结论等。此册辛未书同样具备事由、验审、结论，再附以戊辰日供辞及验问实况。居延简还有一种将戊辰、辛未书合并的爰书，首列事由，中间为验问口供，末为结论。这三种爰书的特点是：具有司法性质，经官方认可，是进一步论罪治决（或执行赏罚）的基本材料。爰书本义除易、换以外，又有援、据等义，故爰书是进行论决（赏罚）的合法的司法凭据文书。非仅指口供或书体、书式而言。居延简有些爰书如“秋射爰书”、“吏卒病死爰书”、“驿马病死爰书”等，也是应某一司法要求制定的证据文书，负有法律责任，故亦称爰书。而一般的食廪奉禄、钱粮器物簿籍等，虽可供上级考实，但不见有称作爰书的。

“自证爰书”是爰书的一种，是根据犯者的自告（即招供）录成，故其特征以验问和口供（或证辞）为主，即本册乙卯、戊辰书。凡经官方验审认可，据案犯自证（即自告）供辞录成的即称自证爰书，虽自辨于官府，但未经审验，如粟君致县府的文书，不是自证爰书。汉代自证爰书的程式，如乙卯、戊辰书，共分三部分，开头是某时某吏以某事由召某犯者至某地，先告、辨告何律然后审讯等例辞，其次是供辞，这是经过审讯考实写定的，最后一般缀以“皆证也，如爰书”、“证所言也，如爰书”等辞，这实际反映了汉代审案中的一个法律程序，即爰书写定，复述一遍给犯者听，由犯者承认全部所招供（即告）的，同爰书是一致的（即“皆证也，如爰书”），或是：所招供的话，同爰书是一致的（即“证所言也，如爰书”）。并记录在爰书之末，既作为口供可信的断语，亦表示审判员是履行了此项法律程序的。

“爰书自证”，如同爰书自告，意为爰书已将案情始末叙述清楚，故多出现于写移爰书的文书中，等于是写移文书者告诉对方（即接移文书的），爰书本身已经叙述清楚，一览即知，毋庸赘言。第30简的“爰书是正”却不同，它是粟君欲去都乡纠正所谓爰书不实的无理要求，与爰书验问的司法程序无关。

论报文书和政不直罪

汉代治狱的大致步骤，据《汉书·张汤传》归纳为：一，征捕罪者及赃证；二，告劾、起诉；三，审讯拷问；四，呈报犯罪材料；五，最后覆审；六，定罪、批覆；七，公布罪状、处决。本册的粟君致书县廷召寇恩分别是二与一；乙卯、戊辰书是三的结果；辛未书相当于四，即“传爰书”；已卯书为六，称“论报”，五、七两步骤不详。

本册已卯书俞伟超先生定为居延县廷对此案的论决，甚是[徐苹芳：《居延考古发掘的新收获》；俞伟超：《略释汉代狱辞文例》；肖亢达：《责寇恩事册略考》。《文物》1978年1期。]。此或可称论报文书。论报是在定审之后，司法者依律论定罪名并批覆命令执行的步骤。“须以政不直者法亟报”，政不直，为所定之罪；急报，谓对粟君速行法惩治，即报予犯者其身[报，有时可作呈报。]。但“报”或又同“决”，论报有时也指从论罪到处决。汉时有论报权的，上至中央，下迄县令长，其中对重罪死囚的论报需由郡守级决定。

己卯书表明，东汉初年的居延县廷有权对军事系统的官吏论报，乡级的啬夫则不可，此视乙卯、戊辰、辛未三书无一语论及粟君之罪即可明瞭。但此权为县廷本职，抑或代都尉行事？尚不便遽断。册中都尉府批转粟君书，已过问此案，县廷理应经府审批，处罚粟君必经都尉批准。故辛未到再卯下文之间，应还有报府和“讯鞫”粟君的步骤，但这已无从知晓了。

“不直”，秦汉罪名，指吏治奸猾不正。《汉书·功臣表》注晋灼曰：“出罪为故纵，入罪为故不直”，所谓出、入，谓非法减罪加罪于人，汉律“故纵”即故意减免、纵脱囚罪，故称“出”。故不直，又称“故入人罪”[《汉书·刑法志》：“缓深故之罪”，孟康注：“刑吏深害及故入人罪者，皆宽缓。”]，即奸妄增刑、刻害于人[秦律有“论狱不直”，见《文物》1978年8期《云梦简释文》（三），与汉罪“不直”稍有别。

]，故称“入”。若将贪赃肥私理解为“入”，则失“入罪”本义。出、入之别仅在于此。至唐律，总为出入人罪，分故、失二科。粟君之罪，按反罪律本应判诬告、财物故不实、赃罪等数罪，其赃值当判为：诬人一牛价六十石（每石三千钱），加原欠共合二十万四千六百钱。但此案为官诬民，粟君依势恐吓侵吞民财，又欲加罪于人，按汉律“一人有数罪，以重者论之”[《春秋·公羊传》庄公十年何休注引律。]，故判“政不直”。

按汉代治狱又有“具狱”文书。《汉书·张汤传》：“具狱、磔堂下”；《何并传》，“悬头及其具狱于市”，《诸葛丰传》：“断奸臣之首悬于都市，编（扁）书其罪”，《于定国传》：“吏验治，孝妇自诬服，具狱上府，……太守竟论杀孝妇”；又《杜缓传》：“每冬月封具狱”，颜师古注：“狱案已具，当论决，故封上”。以上诸文咸证“具狱”为死囚的罪状定案材料，形成于论报之前，处决时并公布于众。或直接公布其书，或另书于扁额、揭、帛之上，如《周礼秋官·司烜》注：“揭头明书其罪法”疏：“明用刑，以报书其姓名及罪状”。汉时决囚，西汉常尽三冬之月（即十、冬、腊月），至东汉章帝始断止于十月。故在此之前每年之十一月，各县传死囚会论于太守府，然后处决[参见《后汉书·陈宠传》及《汉书·严延年传》：“冬月，传属县囚，会论府上，流血数里。”]，故冬月须将罪囚具狱等卷封报郡守，以待论决。此册粟君非死罪，约勿须“具狱”。己卯书乃上对下的论报文书，其余为爰书，皆非具狱。且全案发生于十二月，其案卷存档似与“冬月封具狱”之制无涉。

居延官吏兼营商业进行剥削的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