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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两关丝路杂谈（第3页）

首先，《资治通鉴》建酒泉郡系于元鼎二年。张维华说张骞返回、乌孙不东徙已成定局，河西不宜闲置，时中西交通已频繁，河西是唯一通道，亟待建郡经营，证成司马光之说，[张维华《汉河西四郡建置年代考疑》，《中国文化研究丛刊》第二卷（1942年）。]其论极是。此为汉河西经营方略从藩属制再向郡县制转折之标志。通西北国，保河西畅通，乃当时要务。汉武帝正准备以“远交近攻”对匈奴进行围剿打击。前引《大宛列传》（1）～（10）全部属外交和交通安全问题。将（6）定在元鼎二年是合理的。其前一节（5）史迁叙得乌孙天马正是元鼎二年张骞归来时，这并非偶然，似切中史迁原意。如定为元鼎六年，首先与（2）、（8）、（11）诸节冲突，也不符合《史记》叙事体例。

其次，元鼎二年已立令居县，兼证河西及其东部已开始置郡。《汉书?昭帝纪》始元六年取天水、陇西、张掖三郡各二县置金城郡。金城郡之令居、枝阳当属张掖郡划入者。元鼎二年置令居县，或反证其时已设张掖郡。除此之外还另有三证：

（1）《史记?平准书》元鼎六年“击西羌。又数万人渡河筑令居，初置张掖、酒泉郡。”此与大宛列传颇异，亦史记唯一一处记酒泉、张掖同时建郡。元狩时已渡河筑令居，见前，何竟迟至元鼎六年？故此处年代不可信，乃将元狩时事误记为元鼎，但酒泉、张掖同时立郡，却不无可能。

（2）赵破奴元鼎六年率“属国骑及郡兵数万”，《匈奴列传》云出令居二千里，至匈河水。事又见《汉书?武帝纪》。郡兵，当指酒泉、张掖当地兵；属国骑，非张掖属国胡骑（小月氏、羌等）莫属。此时河西已开发多年，赵破奴岂能率它处郡兵属国骑远征河西！？因此，此条可证元鼎六年之前已有酒泉、张掖郡、属国之建置。张掖属国与郡约同时建立，不晚于元鼎二年。匈奴为月氏世仇，小月氏依附羌人，入南山乃避匈奴锋芒。霍去病元狩二年夏攻败小月氏之当时或稍后，可能就地招降，建立张掖属国。赵破奴率之进攻匈奴、楼兰、姑师，乃是张掖属国见史载之最早者。此后，又屡见于《汉书?匈奴传》、居延汉简及《后汉书?窦融传》等，东汉安帝时犹存。《郡国志》仅言武帝置，而《史记》、《汉书》失载。

（3）新出悬泉汉简及居延简的道路驿置资料，丝路北道（长安?固原?武威）、南道（长安?天水?兰州?武威）、河西道（武威?两关）三道交接处名曰“小张掖”，在今武威南谢河乡一带。两汉武威郡辖张掖县而治姑臧，张掖郡无张掖县而治觻得。此种独特奇怪的现象，表明张掖设郡在前，最初治所在小张掖。论位置、形势，小张掖确有“张大掖臂”之势。后张掖郡东部分置金城、武威二郡，郡治西迁觻得，而张掖县留存武威郡中。此点可旁证元鼎二年所建很可能是酒泉、张掖两个郡，一治禄福（酒泉），在西；一治小张掖，在东。

第三，《汉书?武帝纪》元鼎四年“秋，马生渥洼水中，作宝鼎、天马之歌。”注李斐曰武帝时谪罪人敦煌屯田于渥洼（即今南湖）发现神马献之。此证元鼎四年和以前，敦煌已有行政建置与屯戍组织。时酒泉已建郡，敦煌建置或隶属酒泉郡亦未可知。

第四，河西建郡之同时，河东诸郡亦呼应配合。《汉书?地理志》元鼎三年又置安定、天水郡。二郡主要由陇西郡分出。《史记?孝武纪》褚少孙补：元鼎五年上至陇西，登空桐。《汉书?武帝纪》作“踰陇登崆峒，西临祖厉河而返。”证高平、崆峒、萧关原属陇西。褚先生宣帝时人，说可信。由长安经固原西出河西必由萧关。由长安过汧、陇去金城、武威时，过天水而不经陇西郡。故知安定、天水郡之设与河西建郡，为汉代丝路的首次全面建设。过去研究张骞使西域、骠骑击河西之“出陇西”，习惯作从狄道（陇西郡治，今临洮）出发，不知自秦皇汉武以来，出陇西皆指自陇山（六盘山、关山）西出萧关。前引元鼎五年武帝登崆峒，循始皇高平故道（固原）西巡祖厉黄河之滨，即今景泰、靖远间。《平准书》复补云，元鼎五年武帝勒兵数万，出萧关，巡北地，猎于新秦中。陇西准备不及，北地千里无亭檄，太守以下皆获罪死。此后又九次巡狩萧关、安定、北地。其时河西初建，又多战事，故武帝西狩抵黄河为最远，始终未渡河而西。

3．元鼎六年敦煌建郡与玉门、阳关之设

前引《大宛列传》（12）“于是列亭障至玉门矣！”是肯定性陈述句，不能解释为：此后从酒泉筑亭障到盐泽。元封征楼兰、姑师以敦煌为基地，筑亭障乃为出征与防御袭击，故酒泉至玉门的烽燧长城和玉门关，最晚在元鼎六年、元封元年当已就绪。其间敦煌建郡不晚于元鼎六年，与《汉书?武帝纪》、敦煌遗书《寿昌县地境》所记相合。

诸家又误在将修筑时间再推迟至赵破奴、王恢封侯（元封三、四年）以后。不明史迁叙事常是“纪事本末”与“编年”交替运用，或将不同年代之事合并议论。此例，何年封侯与筑亭障毫无因果关系。《匈奴列传》“是时汉东拔穢貉、朝鲜以为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绝胡与羌通之道。”朝鲜为乐浪郡在元封三年，酒泉早在此前。如此叙述，并不意味酒泉郡与乐浪同时或更晚。

劳干说玉门关在敦煌以东时尚无阳关。关隘为边缴疆界出入重地，建关缴、禁出入、备非常，历来如此。元鼎、元封时敦煌已经设建置、屯田、障塞、关隘。元封元年汉军以敦煌为基地西进至盐泽以西以北，控制楼兰、车师。而迟至元封五年障塞才从酒泉筑到“赤金峡的玉门关”，令人匪夷所思。如此赤金以西玉门、安西、敦煌皆属化外之地。因此，太初玉门关在敦煌以东说根本站不住脚。

（三）太初征大宛，打通西域道

两关以外盐泽、白龙堆和流沙戈壁的险阻，中道、北道匈奴势力的遮袭，皆因楼兰、车师战败而暂时缓解，从此又揭开了汉匈争夺西域的序幕。西域诸国或与匈奴结盟，或犹豫于强势之间。故武帝用金马换天马的努力失败，遂于太初元年发动了大宛之战，企图用武力威慑推动其联通西域，孤立、围攻匈奴之策略。《大宛列传》对当时的描述是：安息、犁轩来献大鸟卵和眩人；汉于京师、海上大宴外国使客、耀富夸强；甚至访昆仑、探河源等壮举，汉在西域、西北国的声威可谓空前。然而始料未及，武帝低估了征大宛的难度，更遭到朝野反对，致有二次伐苑，变成了一场政治博弈。

现重点讨论几个过去不大清楚的问题：

1．征大宛的时间表和一些基本史实：

太初元年（前104）秋出发。“属国骑六千”，仍然是张掖属国胡骑，即赵破奴所率、击楼兰之后留驻张掖、敦煌、酒泉，贰师出征复率之。值得注意的是王恢作向导。恢元封元年，以故中郎将率军助赵破奴，四年封浩侯，仅一个月就“坐使酒泉（郡）矫制害当死，赎罪免。”（见汉书武帝功臣表，史记大宛传集解作一年。）赵破奴元封三年封浞野侯，约继续驻军河西西部。太初元年不明。二年初贰师败归，夏天破奴率骑二万出朔方二千里击匈奴被围覆没。这次出击显然是为配合贰师西征的。

二年春，征大宛败，贰师返回敦煌后，上书“愿且罢兵，益发而复往。天子闻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门曰：军有敢入者辄斩之。贰师恐，因留敦煌。”沙畹的理解有死读书之嫌。原文明白显示：天子不是不准入关，而是不准东返长安“益发而复往”，即不准公开承认失败。贰师返敦煌即上书待命，使使遮玉门即遮敦煌。贰师本欲东返，因此才留敦煌。历史真实如此，史迁之含蓄亦如此，故读史不可“认真”过度，致导向歧误，更无从考稽。

二年春至三年夏，天下骚动，人马不断集结敦煌并陆续西出。三年秋，贰师率精锐后出，一路披靡。三年底大宛降，四年春军胜返回。《汉书?功臣表》李广利等太初四年四月封侯，战争结束当在二、三月。

此战汉军以强击弱。出征时边骑、恶少年、免徒和私随从十余万以上，五十余校尉，马牛驴驼十余万，天下七科谪徒转输粮糒。但孤军深入并无同盟。三年天子诏乌孙发兵合击，乌孙派出的二千骑始终未参战。又仑台、宛城、郁成遭遇拼死抵抗，伤亡惨重。“军还入玉门者万余人，马千余匹，”损失十分之九以上。《汉书?李广利传》特别指出贰师两次出征皆“后行”，即率精锐大军殿后。又其士卒因“将吏贪”而死亡特多。

2．关于向盐泽西域修筑亭燧线：

《大宛列传》叙太初四年四月奖赏伐宛将士、天汉元年宛贵人杀亲汉之王又立新王，“因使使赂赐以镇抚之”，复遣使十余批使大宛以西诸国、宣扬伐宛威德后，写道“而燉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水，往往起亭。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

有研究者对此或作机械理解，主张天汉元年以后始由敦煌向盐泽起亭。实际上，亭燧作为道路标志、邮驿机构和烽火哨卡，早在元封元年出击楼兰、姑师前就应开始建设。敦煌至盐泽的亭燧线，不会晚于元封元年至太初元年。“而”是转折语，相当于“同时”。西至盐水，往往有亭，不是正在进行式，而是既成事实。陈梦家指出“敦煌置酒泉都尉”应作“敦煌、酒泉置都尉”，乃传抄刻印之讹。仑头有田卒云云，可定为太初三年秋贰师破仑台以东捷枝、渠犁、尉犁、危须、焉耆诸国，初设使者校尉、吏卒屯田事，亦即后来西域都护的雏形和前身，地当西域中道。赵破奴所破姑师，后分置为车师前、后国，当西域北道。

斯坦因、黄文弼在罗布泊东北，新疆同志在罗布泊西北孔雀河沿岸，及再西北的库车，车师以北等地，均发现汉晋烽燧遗址，线路主要是连通敦煌和西域都护府的。其中罗布泊以西的，约属汉武帝以后修筑的。

3．征大宛的路线与玉门、阳关

《汉书??张骞李广利传》记述西域交通较《大宛列传》稍详。大宛贵人闻汉军将来伐，“相与谋曰：汉去我远，而盐水中数有败，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无水草，又且往往而绝邑。”这是关于出敦煌以西的中道（楼兰）、北道（车师）、南道（且末、于阗）的最早历史记述，是西域人的认识。

首次征宛出玉门行中道，学界又称楼兰道，过白龙堆、盐泽，经楼兰及以西尉犁诸小国，沿塔里木北缘西行至郁成（吉尔吉斯坦乌兹根）而罢兵。二次征宛，“起敦煌西，为人多，道上国不能食，分为数军，从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鸿胪壶充国等千余人别至郁成城。”“贰师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大军至“轮台，轮台不下，攻数日屠之。“自此以西，平行至宛城。”同上《西域传》渠犁条“李广利伐大宛，还过杅弥”和龟兹。由知军分数路，玉门、阳关和北道、南道并举，北道即本文所谓中道。而李广利从中道西进，直取大宛都城贵山（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北，卡桑赛）。此前，曾分兵一路进攻郁成。后又分攻宛军一路往攻郁成并追击至康居（中亚锡尔河流域）。大宛降，汉军东返同西征时路线。杅弥在今新疆塔里木南之于田，龟兹在天山南麓库车，分属南道、中道。

以上中道、南道都是由汉武帝时开通并大规模实践的。北道最早，元封初征姑师、楼兰时开通。北道、中道出玉门。南道据征大宛史实也不晚于太初年间，所出当为阳关。中道、北道的路线有时变迁。如《大宛列传》太初三年诏军正赵文出玉门从便道袭楼兰。汉书《匈奴传》、《西域传》天汉二年李广利从酒泉塞西北出击天山；开陵侯成娩率楼兰兵攻车师。征和四年莽通出酒泉过车师北击匈奴，等等。南道阳关道的路线则相当稳定。总之，西域三十六国从此与汉建立了政治、民族的藩属关系。西域三道和敦煌两关成为中国交通世界的国道、国门。

五

研究西域、两关交通，又以下诸点异同为前贤所未道及，今姑妄言之，抛砖引玉。

前述长安经高平道（北道）、关陇道（南道）连河西道的官驿大路，过敦煌而西的终点为龙勒、阳关而非玉门。这种情形或发生于汉武帝以后。据悬泉置出土的昭宣时期或更晚的驿置文书简，贯通敦煌郡境内的官驿大道置站，由东向西共有八站，即：渊泉——冥安——广至——鱼离置——悬泉置——遮要置——敦煌——龙勒、阳关。汉敦煌郡六县，有五县位于驿路大道，均设县置。但广至县至敦煌路途甚远，中间加设三置。效谷县有置，但不当大道，约位于遮要、悬泉置以北的驿路支线上。玉门关在敦煌西北，从敦煌经中部都尉塞防有道路可达，约也属支线，简牍中少有驿置交通往来的记载。敦煌市博物馆2000年在小方盤城（斯坦因T14）获木简有“玉门置”字样。[承敦煌博物馆付立诚馆长告诉。]而经敦煌过龙勒、阳关出入西域的驿置交通，络绎不绝，盛况空前。阳关是官驿大道，玉门则为支线，二者在交通、地理上甚有区别。此为其一。

《汉书·西域传》叙西域诸国及道路关隘，首云“出阳关自近者始曰若羌“，先从阳关、南道起，后述北道诸国（包括中道）。郑吉率军骑使护西域，先护鄯善以西南道诸国，后护北道车师等，始称“都护”。此为其二。

述西域各国位置、距离和交通道路，皆以长安、阳关、都护治所为方向、基准而不言玉门。即是距玉门关很近的国家如尉犁、焉者、危须和天山东的车师、蒲类等也不例外，如西域都护、若羌、鄯善、乌秅、大夏五翎侯、康居五小王国等，至阳关皆标有具体道里，西域都护至阳关2738里，乃分段详测、累计计算的结果而非约数。其它无至阳关道里数者，可据其距长安、都护治所道理计算测得。由此可知，西域交通网络与干线中，诸国不论南北，均已建立以长安、阳关、都护治所为中心和枢纽的交通体系。在西域与汉的交通中，阳关道为主，玉门道次之，此其三。

悬泉简置驿记录所载交通实例，西域北道之国也进出阳关。例如简（I。T0309③：20）“乌孙，莎车王使者四人、贵人十七”同批同薄出入。莎车国在南道，而乌孙居北道以西极远。又简（II。T0114③:522）甘露三年十月朝廷遣丞相史迎乌孙公主归汉，入阳关过龙勒县。又晋法显西行求法，出阳关至鄯善，西北赴中道焉耆、尉犁，又南去于阗，由见阳关联系南、中道和部分北道国家的交通情形。此其四。

由所知历代过两关记载看，过玉门关者少，多为军旅战争，关址和路线多变；过阳关者多，多政治、文化、商旅活动，一直延续至唐末、宋初，道路、关址稳定。魏晋以后玉门关与道路移至瓜州—伊吾。西汉悬泉简I。T0309③：134记“于阗王以下千七十四人，五月丙戌发禄福，度用庚寅到渊泉”。足以令人相象阳关大道上“车如流水马如龙”的繁荣景象。玉门道东端近匈奴，又多战争，故玉门关之运营不如阳关兴盛，此其五。

汉时由两关通西域，并非玉门专管北道而阳关专管南道。《汉书·西域传》云：“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按即中道）。又乌弋山离条“自玉门阳关出南道，历鄯善而南行至乌弋山离，南道极矣！”《后汉书·西域传》东汉安帝元初时“，北虏连与车师入道河西，朝廷不能禁，议者因欲闭玉门、阳关以绝其患”。又“自敦煌西出玉门阳关，涉鄯善北通伊吾千余里，……。自鄯善踰葱岭出西诸国有两道”。“出玉门经鄯善、且末、精绝……至拘弥。“《三国志·魏志乌丸传》注引魏略西戎传：“从燉煌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下述三道皆自玉门出，西经若羌入大月氏为南道；西出都护井，居卢訾、楼兰、龟兹为中道；西北出车师戊己校尉高昌西接龟兹为北新道。《魏书·西域传》出西域四道，其中两道皆自玉门出，一至车师，一至鄯善。《隋书·裴矩传》自敦煌出西域凡三道，北道从伊吾，中道从高昌，南道从鄯善西行，诸国“各自有路”，“伊吾，金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不复言出入两关，以总凑敦煌代替。总之，汉书、后汉书言出西域时，玉门、阳关总是并提，即由两关之中任一出发，皆可至鄯善南道或车师北道。后书明言鄯善（楼兰）可通伊吾、车师、龟兹、于阗。是两关以西，楼兰亦一枢纽之地。三国志合并两关而独称玉门，西域三道皆自玉门发，其玉门包含阳关，二者是一。北魏同之，言玉门等于说两关。由此可见，玉门、阳关虽分置二地，但其出西域之路，除各自的便捷路向，如玉门至伊吾，阳关至若羌以外；两关以西，应有一段道路是同一的，即楼兰道，既可向北，也可走南道。出两关的去向，可由之得到调整。其次，西域诸国之间互有交通联络，进入两关的路线比较灵活，不是一成不变。再次，因形势、地理不同，两关担当略有区别，即前述玉门多军用，阳关多各国交流。因此，两关与南、中、北道的关系不可机械理解。此其六。

《汉书·西域传》若羌去阳关1800里，去长安6300里；鄯善去阳关1600里，去长安6100里，此二例演算结果长安至阳关4500里。我据汉简提供的驿置道里数，计算长安经南道（天水、金城、武威）至阳关为4389里（汉里，每里415。8米）。由知西域传所有国家距长安里数中长安至阳关的一段，是依据关陇道（南道）路线的里程计算。岑仲勉断言西域传若羌、鄯善去长安之6300里和6100里，皆误增1000里，应当作5300里和5100里。其误在以汉里比唐里而未换算，唐里大于汉里，而《汉书·西域传》全部里程皆汉里。前文述长安经北道（即固原、武威）至阳关为3997汉里，比南道近400汉里，不知为何不以北道里数计算西域各国至长安距离？其此七。

以上七点，是在研究两关时遇到的一些值得思索的问题，时限主要在武帝以后的昭宣时期直至西汉末。

（原载《丝绸之路》，2009年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