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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两关丝路杂谈（第1页）

以阳关博物馆五周年暨《敦煌诗选》出版座谈会发言为中心

内容摘要：玉门关、阳关的得名因于秦汉尤崇尚阴阳五行在地名命名方面的体现，玉门关与输玉并无关系。公元前一千年敦煌一带即是中原通西域的要道，并连接漠北草原道与祁连山南麓的羌中道。后来，张骞出使西域，所循还是这条古老而复杂的民族走廊。敦煌优越的地理、人文条件，早已决定它后来在丝路中的枢纽地位和关键作用。西汉朝廷对它的开发、经营又大大提升了这种价值，使西域三道和敦煌两关成为中国交通世界的国道、国门。

关键词：敦煌；玉门关；阳关；西域；交通；地理

一

两关之义，阴阳并列。阳关在南属阳，后世谓道路宽畅平安而称引曰阳关大道。史家明言其在玉门之南，故名，但未云玉门何义？其实可反向推论，玉门在其北属阴，以玉喻阴，因称玉门，与输入玉石无关。

秦汉尤崇尚阴阳五行，地名上颇遗其痕迹。秦五原郡、北河有阴山、阳山；汉初桂阳郡置阴山、阳山县。汉武一生笃信神仙阴阳，其西北开疆拓土，列郡建关通西北国，探昆仑，求天马，直至晚年，迷信不减。西域开通，诸国广大，中外使客频繁。汉于敦煌西北、西南建两关，犹若国门都阙，颇有布置安排。依五行八风（四仲四维说），玉门当中央土的戊位，卦象乾，为天门；阳关则当中央土的己位，卦象坤，为人门。此与宣、元时都护总领南、北道，戊己校尉“位居中央，镇抚四方”的构思正相吻合。[五行方位，东方为木，南方火，西方金，北方水，中央土。《汉书?百官公卿表》戊己校尉条颜师古注：“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皆有正位（按：即东西南北四方），唯戊己寄治耳。……一说戊己居中，镇覆四方。”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汉官仪厌胜之说为近。盖屯田校尉所以攘匈奴而安西域，西域在西为金，匈奴在北为水，戊己生金而制水耳。”黄文弼《罗布淖尔汉简考释》：“汉官仪称戊己中央之意颇为相近，盖戊己校尉直属中央之官。”]对西域而言，敦煌也处于五行中央土的戊己位，故敦煌太守可操控两关，还可代朝廷节制西域都护、戊己校尉事。东汉末应劭说“敦煌”是盛大之意，并非无稽之谈。

玉门输玉说，始于英国斯坦因和日本桑原骘藏，[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商务印书馆，1936年，118页。]但玉门之最初命名因玉石输入是很值得怀疑的。至少阳关也是玉的输入途径，昆仑、和阗之玉由阳关进入亦更便捷，为何不称玉门？可见其说缺乏理由与证据。

二

说到玉的输入，须提及先秦典籍《穆天子传》所述周穆王西狩会晤西王母的路线。据近现代的古地理研究的权威注释，[本文关于《穆天子传》西征路线、地点的陈述，主要采纳顾实《穆天子传西征讲疏》、岑仲勉《穆天子传西征地理概测》的观点，予以综合取舍。此外也有作者的分析推测。]穆王由洛阳或关中赴内蒙、河套，复西南入青海，经乐都、积石山等地西去，约由塔里木盆地南侧，缘昆仑山系西至“群玉之山”（今和田、叶城），“攻其玉石，取玉版三乘（车），玉器服物，载五万只”。然后北征“剞闾”（伊犁），会西王母于玄池（伊塞克湖或斋桑泊）。

这是前丝绸之路时期有记载的最早一次中西交通大事，时当公元前1000年。此一奇特路线所以吸引人们关注，是基于以下几点：

（一）穆王统率大队车马扈从西进，其路线忽北忽南、迂回曲折，有多段道路与后世丝路的某些路段颇为吻合。例如中原去漠北之路；蒙古草原南侧贯通东西之路；由阴山、河套南下——北方民族进入中原通途之一；又由此不沿“草原道”继续向阿尔泰；也不渡黄河西入河西走廊的“绿洲道”；而是沿黄河、湟水西南贯通今青海省之古“羌中道”，再入新疆“西域南道”，并从其西段北上“西域中道”，复踰天山而抵伊犁河流域。这一路线甚不通畅，像是一次“探险之旅”，边行边探寻路径，带有早期交通的特征。有些路段有意回避，似不能或不便通行。众所周知，西周的北方、西北有强敌犬戎（又称鬼方、鬼戎、昆夷、玁狁），穆王此行之前曾与犬戎翟王激烈战争。关于西王母这一西方神秘女性，中国古史神话传说中，有华山骊戎、青海须抵池王母石室、酒泉南山西王母宫、新疆天池、于阗昆仑县圃诸说，但以此传最为可靠。它应当是哈萨克斯坦东南部草原古塞种人著名的母系氏族女权部落。[中国古文献所载西方女首领部落即“西王母”，大多属于神话传说。比较可靠的，《汉书?张骞传》云骞出使大月氏，“大月氏王已为胡所杀，立其夫人为王，既臣大夏西君之”，是月氏又实行女王制，但此事过晚，地点在中亚南部。希罗多德《历史》记述中亚北部的斯基泰（塞族）马萨该塔伊人氏族部落，盛行女酋长女王制。波斯皇帝居鲁士与马萨该塔伊人作战时，被其女王杀死。]

（二）穆王西巡，是一次大规模的和平友好外交活动。这种和善友邦之举，在以后历代处理国际关系、民族问题时，一直见到它的影子，被奉为准则和传统。穆王西去携带的是金银珠贝、丝锦纯组、药材器皿、车辆舞乐等，带回贵重的玉石琅玕、毛皮牲畜。这是一份典型的草原骑马民族与中原农商地区之间互赠礼品的奉仪。

（三）这次旅行的往返均径过敦煌地区，过去的研究对此有所忽略。《穆天子传》曰去程的“乐都”、“积石”到“昆仑丘”、“群玉之山”间，过一地名“居虑”，“居虑献酒百□于天子”。岑仲勉认为即“居庐訾”，在罗布泊的东北岸，地当两关赴楼兰道中的要害。悬泉汉简有宣帝时破羌将军辛武贤出军敦煌，欲通渠居庐訾仓、进击乌孙的记载。黄文弼于1929年发掘该地，出土汉简有“居庐訾仓”，隶属于车师戊部校尉，知其地与西域都护、戊己校尉、伊循校尉的密切联系。敦煌至罗布泊，是中国西部的交通枢纽、十字路口。自青海羌中西去西域南道，必从今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一带踰阿尔金山的当金山口，北上敦煌，再出两关赴南、北、中诸道，汉晋隋唐莫不如此。穆王回程同样。《穆天子传》曰：离开玄池东行三个半月，抵达“重氏”领地“黑水”，又过“长沙之山”、“文山”、“西膜”和“巨蒐氏”地。顾实，岑仲勉一直认为“长沙之山”乃焉耆南之库鲁克塔格沙山，“文山”在哈密西。顾氏又说“西膜”为哈密；吕思勉以为即“塞”；而岑氏说“巨蒐”为“渠搜”，在酒泉、若羌之间。诸家于“重”皆无解。按，后一字为古文，从邕当读如邕，即唐宋时期之“种榅”、“仲云”、“众尉”，为小月氏种，分布于敦煌以南、阳关外和若羌一带，见载五代高居诲《使于阗记》、宋王延德《西州使程记》及《宋会要辑稿》蕃夷拂菻条等。亦即《汉书·西域传》、《赵充国传》之“婼羌”、“狼何羌”诸种，乃大月氏西迁所遗避入南山依附羌人的小月氏。《穆天子传》又云：“重氏之先，三苗氏之□”；“重之民，铸以成器于黑水之上”，说其人先祖源于三苗，善冶铸。《汉书·西域传》曰婼羌“山有铁，自作兵，兵有弓矛服刀剑甲”，与重十分吻合；也与古说窜三苗于三危，允姓之戎居瓜州，黑水入敦煌三危南，以及乌孙、月氏居敦煌、祁连间等，均可相互印证。黑水应指东起敦煌西抵若羌以南特别是南流的水系。可见穆王东返又再次经过敦煌、罗布泊地区，并与重（仲云）诸族密切接触交好。

敦煌之信史往往从汉武拓疆建郡开始，今从《穆天子传》。知其先秦时地理、人文、交通的一些重要信息。公元前一千年敦煌一带即是中原通西域的要道，并连接漠北草原道与祁连山南麓的羌中道。后来，张骞探险至大夏，踰葱岭，缘昆仑山诸羌氐小国向东，欲从羌中返长安，在罗布泊一带再次被匈奴捉获，所循还是这条古老而复杂的民族走廊。敦煌优越的地理、人文条件，早已决定它后来在丝路中的地位、作用。朝廷对它的开发、经营又大大提升了这种价值。《后汉书·郡国志》说“华戎所交一都会”，指的是建郡以后。而早期敦煌应是西部少数民族的聚居地、交汇中心和迁徙通道。因此，应强化大敦煌地域的原始、青铜时代考古与民族学研究。这一阶段历史几乎等于空白，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应当凭藉如像悬泉置那样的新发现，重现早期敦煌历史的辉煌。《穆天子传》是西晋武帝时河南汲县魏安釐王（前276～252）墓中出土的一部竹简文书，距今已1700多年，足可相信。当然，历史记载有时也不免失实，需要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臧否。正如前述，包括《穆天子传》在内的早期敦煌的历史、艺术、考古课题和疑问还不少。如三苗、允戎、重、居虑和黑水、长沙、三危各属何族、何地？乌孙、月氏的族属，是敦煌原住民，还是后迁入的，与西域古乌孙、月氏文化有何异同？自河西到新疆普遍发现的“伏羲、女娲”和“东王公、西王母”信仰，与穆天子西游，和丝路文化传播有无关系？如此等等。在积极研究敦煌汉唐盛世的两关长城丝路文化和简牍学、敦煌学的同时，还应把关注兴趣扩大到前敦煌时期，改变目前这一时期研究的冷清局面。[认真探讨研究敦煌建郡以前的历史文化的论述为数不多，见褚良才《敦煌地理及历史沿革》，《敦煌学简明教材》，2001年。]

三

敦煌一称，不见于《穆天子传》，也不见于所有先秦典籍与所知文物。即使《穆天子传》为伪讬之作，时代也不会迟至战国中晚，去秦末汉初月氏据敦煌时甚近，为何只有“重”无“敦煌”之名？所以，“敦煌”为当地“土名”；[土名指地方原始的、旧有的，居民习用的地名。土名对后起的官定名称而言。]或曰“月氏”（吐火罗Tokhri）胡音的汉写，[见岑仲勉《释桃花石》、《东方杂志》33卷第21号68页。]理由皆嫌单薄。后者拿五、六世纪甚至更晚的中亚语言，比对前二世纪的汉语音，更为严谨学者所诟病不取。[见伯希和《吐火罗语与库车语》，《亚细亚报》1934年刊第一册页23——106，载《中国西部考古记吐火罗语考》，冯承钧译，中华书局2004年，99页，伯希和在讨论有关吐火罗、月氏、敦煌等中、外名称的对音时，特别强调“必须注重年代”是否同时。]所谓月氏为吐火罗（睹货罗、兜佉罗）的主要依据，是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405年）注“兜佉罗”国曰：“小月氏”。所指乃中国月氏西迁大夏贵霜朝西北印度吐火罗地区后，五世纪前半月氏王寄多罗再西迁，故地由其子统治，故史书吐火罗之月氏有大、小之分。大夏的月氏人、吐火罗人本是两码事。五世纪吐火罗的小月氏与六百年前中国敦煌祁连间的小月氏更是风马牛不相及。所以，根本不存在将“吐火罗”译写作“敦煌”的可能。此点，中外学者已多作论证。[参见荣新江《小月氏考》，52页。《中亚学刊》。]其次，在月氏人曾活动过的地区例如新疆的罗布泊、吐鲁番、焉耆、库车一带，也曾发现过所谓“吐火罗语”古文书（我国称焉耆·龟兹文，使用西北印度婆罗迷文的字母拼写），时代4～9世纪。可疑之处有二，一是这种文字的全部材料中，没有“吐火罗”（Tokhri）一词；二是吐火罗语属印度语系，是从西北印度吐火罗地区传播而来。而大月氏乃自东向西迁徙，语系亦与之不同。很难证明在甘肃的月氏操吐火罗语。

又或寻找《史记》、《汉书》中早于建郡即出现的“敦煌”，来反证它是原名和少数民族语言。此种间接推论方法并不科学；又敦煌建郡时间迄今尚无定论，缺乏准确坐标，无所适从；再者史家追述而藉用晚出地名是正常的。何况所例举者，无一例可确证在建郡前便已存在。[论者主要论据，为《史记?大宛列传》：“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此为史迁追述笔法。《汉书?张骞传》抄录之，曰：“天子数向骞大夏之属，骞既失侯，因曰：‘臣居匈奴中，闻乌孙王号昆莫，昆莫父难兜靡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史记无“本与大月氏”以下云云，乃班氏据意添加，变成张骞答对武帝之语。如此，则元狩时敦煌尚未建郡而张骞已知其名。方诗铭据此推断敦煌名称在元鼎六年建郡前九年即出现（《玉门位置辩》，《西北通讯》1947年1卷1期），而不知所据纯属子虚乌有，类似者还有《史记?大宛列传》河西、西域的一些汉式专名，如金城、河西、南山、西海、盐泽、盐水、沩水、大夏等。它们出现的准确时间，是张骞探险时的发现发明？还是攻占河西后的新命名，确实难以分辨。]同理，“祁连”虽是胡语，但并不能证明与其并列之“敦煌”也是胡语。

敦煌二字真义，史、汉诸诸注家皆无歧说，均以应劭注为是，曰：“敦，大也；煌，盛也；敦音屯。”唐人犹宗其说，李吉甫《元和志》曰：“敦，大也，以其开广西域，故以盛名。”又唐初司马贞《大宛列传》赞云：“旷哉绝域，往往亭鄣。”皆得应注真谛。又《水经注》卷二湟水条引《释氏西域记》称敦煌为“屯皇”。应注敦音屯，敦、屯皆指军事集聚屯守。秦汉律令有《敦表律》，[《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释文88页。《张家山汉墓竹简》，文物出版社，2001年。]敦同墩，指烽火台；军队、边塞有敦长、屯长，相当于亭长、燧长。魏晋以降，敦煌作燉煌，燉同敦、墩，即烽台。

日本藤田丰八最早主张“敦煌”是古希腊地理学家托勒梅（ClaudiusPtolemaeus）《地理学指南》中的“睹货罗”（Thagura），责难应劭注乃中国好以字义解释一切地名之“癖习，不足采也。”[前引方诗铭《玉门位置辩》文转引藤田丰八著、杨炼译《月氏故地与西移年代》、《西北古地研究》，商务印书馆，91页。]其论颇偏激，不可不辨。按汉字必具形、声、义三要素，并可因形、声求义，正是其优越处。以字义解释语言词条包括地名，也是中国文明文化的特点之一，并非“癖习”。应劭博学，谙习典章制度，又去西京未远，不会不知边疆地域有民族、外国语言译音问题。颜师古注汉书，颇多征引应说。应氏凡遇异族语言，一般皆直注其音，或明言系某国、某族云云。例如《汉书·地理志》应注：犍为郡为故夜郎国；僰道为故僰侯国；越巂郡为故邛都国；牂牁郡故且兰为故且兰侯邑；漏卧为故漏卧侯国；同竝为故同竝侯邑；夜郎为故夜郎侯邑；句町为故句町国；金城郡枹罕为故罕羌侯邑，枹音枎；安定郡朝那为史记故戎那邑；雁门郡楼烦为胡楼烦胡地；元菟郡为故真番、朝鲜胡国；高句骊为故句骊胡；乐浪郡为故朝鲜国，如此等等，汉、番族属与语言的区分十分严谨。其它注家亦如此。也有不知所以然，或意见不一者，一仍其旧；或存疑，不作强解。藤田之说，以偏概全，不足论也。

应劭注边郡地名，异族领地以族称命名为一类；取典故、名胜命名如金城、酒泉为一类；再一类如安定、武威、张掖、敦煌，与西部的斥土拓疆和战争、边戍事关联。安定谓边郡靖绥，武威乃宣扬军威，张掖乃张国掖臂，敦煌则指疆域盛大，其立意与其时其地其事相一致，令人一目了然，显非偶合。汉语言之地名，同汉式命名习惯，从古、从地、从姓氏、从人、从事、从物……据文解义是准确的。如敦煌郡的渊泉县因多泉水；冥安县因冥水、冥泽；广至县之地又可北出昆仑，南通羌中；效谷县因屯田致谷，皆汉式命名。唯龙勒县无解。元狩四年卫青、霍去病远征漠北匈奴单于庭，过龙勒水，当属匈奴、羌胡语。汉语史籍地名凡无法据文解义者，多数为异族语言，且其翻译颇为规范。《汉书·匈奴传》既然已明言匈奴语“天”为“撑犁”，颜师古就不该再把“祁连”注作天山。同理，有学者说《水经注》卷二引《山海经》，云西域有“敦薨”之山、水、渚、浦、薮，最终流入盐泽，主张“敦薨”即敦煌，二者分别是战国、汉时对“吐火罗”的不同译写。前文已述月氏自东向西入大夏（巴克特里亚）统治吐火罗地，二者始发生混合。印欧语系的吐火罗语言文字，则是三世纪以后从西北印度传入西域中道。说吐火罗人和语言文字早在战国时期就生活在新疆和甘肃，至今殆无任何证据。又“敦薨”之地即今天山中部东南开都河、博斯腾湖与孔雀河上游，亦即汉时焉耆、渠犁、尉犁、危须诸国地，为西域都护治区，但汉时文献绝无敦薨之说。郦道元注水经，敦煌、屯皇、敦薨三者分别清楚，如果敦薨即敦煌，何无一字言及？又其黄河源出印度、西域的部分，将《山海经》的神怪荒诞杂驳，与新获佛教、印度史地等混糅一起，最为迷离失实。汉时学者视为方术之书，不属信史。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论曰：“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汉书·张骞传》班氏赞亦斥之；如淳注：“放荡迂，不可信也”；颜师古同意如淳的意见。而郦氏所引敦薨之地，比《山海经》更加夸张放大，是以不取。

西汉郡国一百零三，名称绝大多数为汉式。仅有犍为、元（玄）菟、乐浪三郡例外，似异语译音。犍为名曰建元六年置郡，实则并未控据其地，相当长时间内是处于“自保”状态。元菟、乐浪地在辽东边缴之外，类似西域蕃属，故仍称原名。由知汉时不以异族语言名郡国。异族所居县道则不拘此格，一般仍保留其民族原名不改。敦煌自酒泉郡分出新建，不当再以民族语言命名，此视敦煌郡军政县乡亭里多汉式名称即明。当然，民族地域名还是有的，例如龙勒即是。

四

元狩二年（前121）霍去病河西之战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战略进攻的典范之一。此战奠立我国现今国土的基本版图。战事倥偬，河西来归急促，一切草创，故四郡建置年代和最初的开发，未留下准确史料。史迁作为当世史官，其《史记》亦无一语明确四郡各建于何年（武威郡除外），需读者自行推算。《史记》为刑余之书，未能尽善，尤其是武帝朝之事，不可责难。后来的班固欲为订补缺失，然而时过百余年，疏误难免。《汉书》武帝纪、地理志并存异说，自相矛盾，又不明依据，是存疑以待来者欤？总之，根源在《史记》、《汉书》的先天不足。后世学者重作探讨，各有分析理解。于是歧议纷乱，疑窦丛生。据不完全统计，仅敦煌建郡年代即有九家之多，令人无所适从。

本节试就此再予审视评述。提倡正确读史，合并、减少“分歧”。先简述诸家有关敦煌建郡年代如下：

1．元鼎六年说（前111）：张维华1942（发表年限，下同）、向达1944、夏鼐1948

2．元封四、五年说（前107—前106）：陈梦家1965

3．元封五、六年说（前106—前105）：吴礽骧、余尧1982

4．太初元年（前104）：黄文弼

5．太初元、二年（前104—前103）：刘进宝1991

6．太初中（前104—前101）或稍后：劳干1944

7．天汉三年左右（太初后至太始三年前，前100—前94）：张春树1967

8．天汉二、三年至征和二年（前99—前91）：方诗铭1947

9．后元元年（前88）：施之勉1950、刘光华、王宗维1986。[本文敦煌建郡年代说九家，主要依据刘进宝《敦煌学述论》（甘肃教育出版社?1991）9～10页。因对诸家说未作具体讨论和引述，故其出处请看前书，此不再赘引。]

《汉书》四郡设置，武帝纪曰元狩二年立武威、酒泉郡，元鼎六年再分置张掖、敦煌郡。地理志则云太初元年开张掖、酒泉，四年开武威，后元元年从酒泉分出敦煌。此二说虽甚抵牾，但与《史记》比较，先建酒泉或再加张掖；敦煌是从酒泉分出；武威晚出；这三点是共同的，可见《汉书》二说也有其合理性。

司马光《资治通鉴》元鼎二年建酒泉郡，是第一个敢于否定班固元狩说的，张春树称其“甚具卓识”，颇是。先业师张维华1942年也是梳理了史、汉有关建郡的所有资料，用反证、互证和辨理的方法，力证酒泉建郡当在张骞出使乌孙归来，即元鼎二、三年间；张掖、敦煌元鼎六年建，可信；武威建郡仅见于《汉书》，据记载排比当在昭末宣初即元始六年至神爵元年间。劳干1944年继之提出酒泉、张掖同武纪，敦煌建于太初伐大宛时，而武威郡可用汉简排年的方法锁定在元凤三年到地节三年。此二家事研究河西建郡纪年的功臣，其方法常为治史者效仿，虽有小疵而无伤大雅。

其间，玉门关之设立、位置、隶属，直接关乎敦煌建郡。先是法国沙畹（Ed。Chavannes）1913年据《史记·大宛列传》汉武帝“使使遮玉门”阻止贰师将军罢兵返回的一段文字，发明太初时玉门关在敦煌以东的新颖观点。[法?沙畹《斯坦因在东土耳其斯坦所获中国文书考释》（第一卷，剑桥版?1913年）]假如当时敦煌还在玉门以外（西），它是否建郡就值得怀疑了。故向达1944年、夏鼐1948年相继著文反驳。二氏皆主张敦煌建于元鼎六年，而玉门关或更早一些，位于今小方盘城，关址从未迁移过。沙氏观点影响学术界半个世纪，为此向达不得不解释“遮玉门”是遮敦煌东之玉门县而非敦煌西之玉门关。劳干本主张元鼎六年说，但又惑于沙氏说，将敦煌建郡屈从于太初伐大宛稍后，说今玉门关是伐宛胜利后从赤金峡西迁过来的。这些当然都是错误。

重温以上早期对敦煌建郡的研究，颇予人启思。此后的探索更为大胆、解放，形成一股新潮流。但今天重新审视元封、太初、天汉诸说，诸家似乎存在一个未能正确解读《史记》、《汉书》文字与其所述史实的问题。

按，《史记》章句笔法多边叙边议，一般是先早后晚、由远及近，但特例也不少。关于河西的战争、筑塞、移民和建郡等交织复杂的情节，《史记·大宛列传》按以下三次重大事件，即：元狩时击降河西；元鼎、元封之际通西域；太初伐大宛为中心，综合史实，横向铺陈，归纳议论的。所以，其文字不能死板理解，行文次第不一定代表早晚，其间还有追溯、倒叙、插议、预测、综述等，须用心领会分析，不可拘泥于字句方寸之间。《汉书》唯《史记》是瞻，有关本题的绝大部分是照录《史记》，无阐述发明，个别的或有删减、改增、概括，可由其异同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