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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羌中道的开辟（第2页）

四、汉宣帝时开辟羌中道的背景

西汉对匈奴的战争，在武帝中晚期发生重大转变。一是汉军连续大规模的重兵主动出击，深入穷追，匈奴军事力量大为削弱。加之其东、北方诸民族不断反抗，和连续遭受巨大自然灾害，整个帝国空前损伤、困疲，为回避汉朝锋芒所指，战线向西方如河西西域天山转移。战争势态，因双方消耗严重而转入相持式争夺。自武帝末，汉朝即采取积极防御战略，缘边加强郭塞烽燧建设，烽火惊备，以逸待劳，围歼入侵之敌。匈奴也谨慎小心，不大规模冒然进攻。这种特点在昭、宣时期尤为显著。二是汉朝基本上打破了匈奴、羌人在西方的包围、封锁，在河西走廊屯驻重兵，北抗匈奴，南防羌人，保证走廊畅通。而匈奴则不断地与羌结盟，挑动羌人出兵，欲南北夹击，切断并重新占领河西走廊，以遏制汉朝势力向西方发展。三是双方激烈争夺对西域的控制。匈奴发兵击楼兰，怂恿其攻掠汉使者。派遣骑兵屯田车师，拦遮乌孙与汉交通。匈奴日逐王于焉耆、危须设僮仆都尉，向诸国征敛赋税，取以自给。挑拨莎车与汉的关系，发动诸国叛汉。总之，企图在西域站稳脚跟，争取人力财物，与汉长期抗衡。而汉朝与之针锋相对，杀楼兰王，降车师，攻莎车，与乌孙、龟兹等加强友好。同时，迁徙吏卒，相继屯戌伊循、车师、渠犁，长期镇守。设西域都护府，治乌垒，督察动静，用恩威并施的手段，打击、瓦解匈奴及其联盟。

当神爵元年赵充国奉诏征羌时，也正是汉、匈奴激烈争夺西域、紧张相持于河西走廊的最严重时刻。赵充国力主河西诸郡兵应当原地驻防，严阵以待，防止匈奴南下切断河西走廊。这是当时的主要危险。而自己率少量军队，主攻先零羌，招抚早斤羌，把战争局限于一隅，不干扰对匈奴作战的大局。所谓“以制西域，信威千里，从枕席上过师”，显然是要在青海省境内保持另外一条交通线，目的在于镇抚羌人，解除南羌、北胡对河西通道的腹背威胁；同时，一旦河西走廊出现问题，汉的军事力量仍可通过羌中道，迅速进入并控制西域。所以，羌中道从一开始，便是以河西走廊的”辅线”或”姊妹路”的面貌出现的。此后，凡是河西丝路大道出现战乱、障碍和断绝的时候，羌中道便被启用，并随之得到发展和繁荣。这一点，已被无数历史事实所证明。

五、西汉时羌中道的交通情况

羌中道在西汉宣帝时有过大规模交通活动，但也同样被史家忽略。《汉书?匈奴传》：神爵二年，匈奴右部日逐王先贤掸与单于发生矛盾，“率众数万骑归汉”，封归德侯。同上《西域传》：“宣帝时，遣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数国。及破姑师，未尽殄，分以为车师前、后王及以北六国。时，汉独护南道，未能尽并北道，然匈奴不自安。其后，日逐王叛单于，将众来降，护鄯善以西使者郑吉迎之”，“是岁神爵三年也，乃使吉并护北道，故号都护”。又《郑吉传》：“神爵中，匈奴乖乱，日逐王欲降汉，使人与郑吉相闻，吉发渠梨、龟兹诸国五万人，迎日逐王口万二千人，小王、将十二人，随吉至河曲，颇有亡者，吉追斩之，遂将诣京师”。

按，匈奴日逐王归汉，与呼韩邪单于内附，及武帝时昆邪王归降等，乃汉王朝军事、外交和民族政策的重大胜利。问题在于日逐王与郑吉等的回归路线。日逐王为匈奴右部主力，负责统辖西域尤其北道车师诸国，王帐驻蒲类海、伊吾左右，在敦煌西北。郑吉发渠犁、龟兹兵迎之，有两种可能，一是率军前往天山以东地，一是日逐王南下与郑吉会合。但不论哪种可能，均应从今新疆东部出发。所谓随郑吉至”河曲”，当指黄河河曲，正在今青海省。《资治通鉴》汉宣帝神爵二年录此事，胡三省注“河曲”，谓“当在金城郡界”。《禹贡》雍州“析支”注引应劭曰：“析支，……羌人所居，谓之河曲羌”；《后汉书?西羌传》称“赐支河曲”，

正是羌中的一部分。由新疆东部经过羌中东返长安，其路线必然是伊吾——罗布淖儿——鄯善、且末——若羌——柴达木——青海湖——河曲——金城、临洮——长安，这是毋庸置疑的。

日逐王于神爵二年秋归附，三年春天归抵长安，其本部即有数万骑兵，加之郑吉发五万士兵护送，总计约十万之众，队伍浩大，行程约半年，可谓羌中道的第一次大规模交通。值得注意的是，神爵二年五月，赵充国征羌战争刚刚结束，即发生此次交通盛事，这绝非偶然巧合，应看作是“以制西域，从枕席上过师”的一次历史验证。

还应注意，这一路线，与《汉书?赵充国传》所谓匈奴与羌人暗中往来的交通路线完全一致。“道从沙阴地”，沙阴指漠北。“出盐泽”，即从罗布淖儿出发。“过长阮”，为穿过柴达木向东。《赵充国传》所言另一事件，即阳关西南小月氏狼何羌遣使入匈奴借兵，也是西去若羌、且末绕过两关，过罗布淖儿东北去漠北。由此可知，在汉王朝断绝羌、胡，建立河西四郡后和打通羌中道之前，匈奴、羌人、小月氏等，仍能利用河西走廊与西域之间的空隙，藉羌中道西端与西域连接之便，相互通使来往。

西汉晚期，据《汉书》西域传、匈奴传，鄯善东南的若羌，因居住青海湖一带赤水羌的西侵，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向西域都护府求援不果，其王率众东奔玉门关而被拒绝，遂率妻子民众数千人亡降匈奴，也是由罗布淖儿转向东北方的。又据同上王莽传和后汉书西羌传，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青海湖周近羌族内附，设西海郡，沿海置五县，烽火亭燧相望，可见当时的边塞和交通，较之赵充国时代，又向西发展了一步。东汉初年，河西、羌中道路同时断绝。直到东汉和帝时，重操赵充国旧业，修缮西海故郡，于河曲、青海湖附近大规模屯田，一度维持中西交通。

六、余语

羌中道与河西走廊都是在张骞探险的时代被发现，又几乎同时被汉朝政府辟通。这条道路魏晋以后的交通情况过去学者论述颇多，而开辟初始和汉代的交通情况则论述较少，或从未触及。

在本文的论述中，我使用了“开辟”这个字眼。我主张我们研究丝绸之路时，应把它看成是一种历史现象。因为，由于自然地理、民族迁徙等因素，世界各地人类文化远古时代就发生过交往。那种交往非常缓慢，往往是无意识的，而且局限性较大。最好不要把这样的交往与丝绸之路等同。但是，当世界进入古典文明时期，尤其到公元前后，经济发展与政治、军事的需要，在欧亚大陆几大文明中心与国家之间，几乎同时出现积极主动的相互接触与探索，迅速地形成东西方交流的渠道。例如，在西方安息、波斯、希腊、罗马相继崛起，马其顿亚历山大的东征，用军事力量加速了这种接触和交流。在东方，中国的统一、秦汉帝国的强大，汉武帝、张骞、班超之辈的开拓和探险，也使东方文明播及欧洲。只有在这时，才出现世界性的交通和所谓“丝绸之路”，导致东西方文明交流、合作的第一个繁荣时期，并一直延续到中世纪的结束。

羌中道，作为自然地理概念的道路，同一切道路一样，是种客观存在。但作为丝绸之路的组成部分，却是在汉代被发现认识和利用。国家、军队等力量的开拓、经营和保护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没有这种外力，它本身很难维持生命。当然，丝绸之路的历史，不仅只包含经济、文化、技术的交流以及和平、友谊、合作精神的传播；像羌中道的开辟，也包含一些象战争一类并不美好的东西。不过，这只是历史的支流，与地理大发现之后世界殖民地时代的侵略、掠夺和剥削，也有着本质的区别。

我想，研究丝绸之路的历史，对世界和平友好合作事业，会产生良好的借鉴作用。

原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路沙漠绿洲考察·乌鲁木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0年8月）

丝路羌中道再议

《汉书》的赵充国传，是班固记述赵充国经营河西走廊、青海羌中史实，对解决西汉中期西北边疆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和民族关系等重大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的一篇不朽文献。我前数年反复研读此停，有感于丝绸之路经青海省通西域的大道开辟问题尚十分模糊，而该传中，不无线索可循，因撰小文《丝路羌中道小议》（见《西北师院学报》1982年2期），明确指出：贯通青海省东西、连接西域南道的路，与霍去病出征河西走廊毫无关系；也不是晩到南北朝时期，由求法高僧，或是由居住在青海省的吐谷浑人所开创；而是由张骞在首次探险时最先发现，在汉武帝元鼎六年时开始经营，到宣帝时赵充国征西羌才最终完成。因此路穿经古时羌人聚居地“羌中”，敌称之为丝绸之路“羌中道”。

此后不久，我见到日本学者佐藤长的《西藏地理历史研究》节译本（见《西北史地》1982年4期），知在我之前，他已有相似见解。佐藤先生认为，“自金城溯黄河、湟水的道路”，为宣帝神爵元年赵充国所开辟，并且是“中国势力踏入青海的第一步”。我赞成对赵充国的这一充分肯定，但对“第一步”之说却不敢欣同。至于其它一些分歧，读者不难加以分辨，这里不作赘述。

王宗维、吴礽骧先生接着也发表了数篇讨论同一问题的文章，对拙文提出质疑，得出不同的结论（见王宗维《汉代祁连山路考述》，《西北师院学报》1983年3期；《论霍去病在祁连山之战》，《西北大学学报》（社科版）1982年3期；吴礽骧《也谈羌中道》，《敦煌学辑刊》1984年2期等）。为了辨明分歧是非，此再谈论一二，就教于质疑者，兼亦补充拙前文的简略不详。

一、“羌中”的确切含义

汉时所谓羌中，据文献记载，除个别是泛指“羌地之中”就“羌人之中”，绝大多数是地理专名，具体是指古羌人集居的河湟、河曲和青海湖一带，即今天青海省的东部、中部地区。

王宗维先生认为，“汉代……大致从敦煌起，至蜀郡西，凡是羌人活动的地方都称羌中”，因此，不宜以“羌中”命名道路。并说，既有羌人居住，便有通行道路，言下之意是“羌中道”太泛泛了。其实，这是对《汉书·地理志》的误解。志谓自敦煌至蜀郡只是大宗羌人历史活动的北、东大体地界，如直称作“羌中”则误甚。

羌中的确切方位，《汉书·地理志》言之甚明。敦煌郡冥安县条：南藉端水“出南羌中”；龙勒县条：氐置水“出南羌中”；酒泉郡禄福县：呼蚕水“出南羌中，东北至会水入羌谷”；张掖郡觻得县：“羌谷水出羌中，东北至居延入海，过郡二，行二千一百里”；金城郡河关县：“积石山，在西南羌中”；临羌县：“有西王母石室、仙海、盐池”，“西有须抵池，有弱水、昆仑山祠，羌曰盐羌”。陇西郡羌道县：“羌水出塞外，南至阴平入白水”，师古注：“羌水出羌中参谷”；临洮县：“洮水出西羌中”；蜀郡条：“禹贡，桓水出蜀山西，行羌中，入南海”。

以上“南羌中”、“西南羌中”、“西羌中”、“羌中”等，所指是一，不过各冠以相对位置的方位词而已。即羌中在藉端水（今疏勒河）、氐置水（党河）、呼蚕水（北大河）、羌谷水（黑河、张掖水）之南，在金城郡西南，在陇西郡以西，在蜀郡西北。如果追溯水流源头，藉端、氐置、呼蚕、羌谷诸水，皆发源于青海湖以西、布哈拉河上游的山地，王莽时该地属于西海郡，故《汉书·地理志》言羌谷水过二郡，即西海、张掖二部。羌中的仙海、盐池，前者即《汉书·王莽传》之“鲜水海”，今为青海湖。盐池相当今之茶卡湖。须抵池，须抵疑即《禹贡》、《后汉书·西羌传》之“析支”，与积石山皆位于黄河河曲。而洮水、桓水（即古羌水，今白龙江），亦源出积石山、岷山和今甘、青、川三省交界处。以上诸地，尤其是河湟、河曲、青海湖及附近，乃是古羌人发祥、生息与聚居的中心所在，该处自然地理环境特殊，原来为羌人势力大本营。羌中，正是这一地带的名称，是一个具有固定历史、地理和民族含义的概念。

羌中，又是历史上青海省较早的一个名称。据先秦典籍及者古资料，青海古时称“羌”、“羌方”、“戎”、“西戌”等。又《禹贡》、《逸周书》、《穆天子传》、《山海经》等晚出典籍，称作“三危”、“昆仑”、“析支”、“织皮”、“渠搜”等等。要之，这都是一些具体的部族、方国的名称，皆位于今青海境内。但在先秦的地理概念中，这些地方对中原而言还相当生疏，颇具神秘色彩。只是到了秦汉统一时期，中央王朝与汉族势力进入河湟及以西，对羌人的历史、地理才有了较充分的了解。于是出现了新的地理概念——羌中。羌中一名首先产生于秦。《史记·始皇本纪》曰：

“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

这是有关羌中的最早记载。秦之临洮属陇西郡，为西疆之极边，其西侧即是徼外之地“羌中”，故（《汉书·西域传》曰“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然西不过临洮”。此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西汉武帝开拓河西、进军湟水时才略有改观，羌中的地域亦相应略加缩小。然而，终两汉之世，汉王朝势力始终未能全控羌中。直到汉末，羌中依然与陇西郡相近为邻。见《后汉书·董卓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