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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什么是（第2页）

3。由于缺乏洞察力致使他们倾向于接受“社会流瀑效应”

（指所认识的人大多数都相信某个谣言时，则当事人就很容易相信那则谣言，接受他人的影响。），很有可能采纳群体观点而不顾基本证据是否站得住脚。

4。他们倾向于对官方立场提出质疑，以至于病态地不信任任何机构的说法。他们热衷于狂热偏执的观点，在极端情况下，会受到误导，做出反社会的行为，甚至参与恐怖行动。

5。即使他们因“与众不同”的观点为社会所孤立，可是一旦在现实中或网上看到与自己相似的观点时，他们就会异常满足并更加执着。这样的心态限制了他们接触到与自己观点不同的看法和证据，从而加深了他们的极端主义倾向。

诸如此类的条目还可以列举很多，但以上提炼出了最主要的几点，也是多数心理学论著在提到阴谋论的思维方式时常出现的观点，可以归结为真相探索者的补偿心理。然而，若认为是因其具有质疑一切的特质从而引发阴谋论，这样的观点是把事情简单化了，因而会忽略更多发生在我们周围的真实事件和实际情况。

其实，关于学者和心理学家人格特征的列表中，他们具有的、引起大家质疑的特质也不少，比如，他们将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研究他人的弱点上，就是其中之一。的确，细细一想便能发现，对阴谋论者评头论足的人同样是有问题的，他们不仅局限在思维狭隘的圈子里，而且还成了“社会流瀑效应”的牺牲品，成为许多娱乐节目的谈资，比如，怀疑论者理查德·道金斯无法像旁观者一样，看清自己摧毁宗教、占星术和神秘主义信念的行为，其实正如同他要摧毁的对象对人们的控制一样疯狂。

而自身没有学术地位的阴谋论者，无论心理学对其如何评价，他们都坚持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有实际证据支持的，而这些证据是批评者根本不屑一顾的。

阴谋论者对自己的基本评价可总结如下：1。他们能够看到主流所忽视或躲避开的明显的异常现象，并且只有他们有勇气挑明。

2。他们不仅能为事实存在的阴谋提供证据，还可以用古今的例证向大家揭露阴谋集团在谋划世界各地惨案时穷凶极恶的一面。

3。当代社会体制中的腐败现象在各个阶层都十分泛滥，甚至主流媒体都承认，“高层无腐败”这一说法狭隘而不切实际。

4。官方不断攻击阴谋论者的行为本身就暴露了政府分散民众注意力和将阴谋论者边缘化的意图，这样一来就越发让人确定，政府在某些事情上确实对公众有所隐瞒。

5。把所有阴谋论者一股脑儿地概括成右翼分子或者是不入流的文盲，是多疑造成的妖魔化心理。事实上，阴谋论者来自各行各业，其中很多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

6。批评真相探索者将各种事件割裂开来，然后从孤立的事件中引出阴谋推断，这样的指责也是不公平的。相反，真相探索者是从更大范围的相关事件中，而不是从自身的模式中，推论出极有可能存在一个更大的操控计划的。

和前一个列表一样，以上几条论述缺一不可。毕竟我们生活在一个习惯于否认真相的世界，各个阶层都存在腐败和困惑。要不断地反驳对方，靠的不仅仅是智慧。

其间便存在问题：双方可以坐下来聊些无关痛痒的趣事，而一旦学术上对立的双方所讨论的证据使其自身的正确性受到怀疑时，双方都不会考虑对方的观点。

多年来批评者一直认为，阴谋论者的地位总是被自我保护的。换言之，批评者相信，将阴谋论者边缘化，是秘密机构的有意安排，这样，阴谋论者在面对外界的挑战或官方的否认时，只要用万金油式的回答“好的，你可以这么说，不是吗”来进行反驳，就将自己保护了起来。

然而，学术界应该对此感到惭愧，因为阴谋论者采用了与学术界同样的自我防卫机制。一旦打破目前的僵局，我们一定能找到中间地带。

帮派中的帮派

即使在同一个团队中，同级之间也很难达成共识。困难之一便是同僚间的敌对意识。和其他领域相比，这一现象在阴谋研究领域更为突出，那些对全球阴谋论持极端观点的人会批评比他们表现温和的同僚为“托儿”或者“反面派”。他们无法容忍与自己意见相左的观点，并报以敌对态度。这样的做法限制了他们接触更合逻辑的观点，因为这些论点往往会挑战他们固有的观念。这也会使他们把原来认为的同盟者塑造成另一个“敌人”，创造一个没有宽容度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除了两极分化，再多的洞察力都是多余的。心理学家通过观察他们这种自断退路的做法，对其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正是少数人大张旗鼓地宣扬，让探寻真相的行为背上了恶名。

盲信导致派系间的内斗，常催生出极右的阴谋思维。比如，那些相信“新世界秩序”的阴谋来自于犹太复国主义的人，不久便会对那些对“新世界秩序”的持开明态度的人失去耐心。他们对可能提出质疑的同伴残忍地进行攻击，公开指责不完全靠向反犹太复国主义阵营一边的人，称他们生活在“犹太人反诽谤联盟”的恐惧之中；或者他们走得更远，组织摩萨德（以色列情报机构）等类似的机构。狭隘地拒绝除了自己之外的任何信仰，反而为戴维·阿罗诺维奇这样的媒体人添加了几分悲剧色彩。戴维常常因为对阴谋论者的报道失实（尤其在他的《巫毒教史：现代历史进程中的阴谋论》一书中）并错误地指控说大多数真相探求者天生都是反犹分子而官司缠身。

内斗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源于超自然与地缘政治间的争论。有些真相追求者乐于接受外星人入侵理论（见第七章），把它看成是掩盖事实和全球政治战略的可能动机之一；而另一些人则坚信存在强大的秘密组织，它们神秘地支撑着“新世界秩序”计划（见第八章）。但是，无论是那些希望通过揭露诸如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真相从而获取公信力的人，还是那些希望在维护政治的基础上彻底调查的人，都害怕神秘的猫头鹰仪式，或担心外族血统将渐渐渗透到精英统治阶级的血液中。

同时，九一一事件的真相研究者——提供了似乎是真实的阴谋推测——反过来会发现自己和一小部分阴谋论者争论得不可开交，阴谋论者坚持认为撞向大厦的飞机实际是全息图，又或者此次的恐怖袭击中运用了秘密的能量技术，才使得发射塔得以摧毁，等等。这种说法造成了内部意见分裂和摩擦，尤其是对传统科学家来说，这样的言论已经危及他们的社会公信力，只有他们才能让民众重新产生信心。有人反驳道，在真相缺失的情况下，所有的可能性，不论多么离奇，都会被认为是真相。但那些希望得到主流社会哪怕一点点认同的人，使他们披露阴谋的努力蒙受了恶名，由此造成了公众的混乱，这便使局外人对真相活动家产生了怀疑。

即使在地缘政治思想家的眼中，敌人也分几等。在伦敦举行的“2011年国家和企业反民主罪行会议”上，开放式座谈小组中出现的情况，就明确说明了这一点。当一位坚定的政治活动家蔑视另一位冒险激进的“光明会”（“新世界秩序”的重要的阴谋产物）的座谈小组成员时，内部瞬间就产生了矛盾。那些敢于提到外星人计划的人都无疑已经偏离了前提。

这些存在于寻求真相群体内部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阴谋论的大框架内存在着许多不同的人，当发现有些言论偏激得让人难以忍受时，有人就会进行拼命反击。遗憾的是，现在任何对现状提出的质疑，在外界眼中都混为一谈。直到有一天，任何结论在阴谋论者内部得到尊重认可时，才会产生一个快速解决的方案，但是发展到那个程度似乎还很遥远。

学术摩擦

如果有小派别出现在真相追求者中，那么，他们之间就肯定会出现相互排斥，冲突也会出现在这个争议颇多的领域的学者中。

比如，已故的哈佛大学精神病学教授约翰·麦克，只要他完全进入纯粹的人格分析领域，沉浸在倾听一些人讲诉被外星人绑架的经过时，他的学术活动是安全的；但是，每当他用催眠术来唤醒被试者模糊的记忆时，虽然他解释说，许多被测试对象只是单纯地转达对他们来说完全真实的经历（麦克自己都觉得很惊奇），无论这些事情是真实还是幻觉，马上就会遭到反对的声音，有人甚至要求他“下课”。

1944年，哈佛医学院院长设立了委员会，专门调查他的研究方法，他总算勉强保住了工作。但这件事让那些想钻研其他案例的学者得到了教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04年，迈克在伦敦街头被一位酒驾司机撞死——制造了一个全新的“谍网迷魂”②（思想被控制者）式的阴谋论，这似乎暗示着麦克已经接近事实真相，而当权者因为害怕真相被披露，而事先将其谋杀。

另一位教授，美国的物理学家史蒂芬·琼斯，决定用自己的方法调查九一一袭击事件（见第六章），他质疑世贸中心居然离奇地完全摧毁，2005年，他发表了一篇极具影响力的文章，题为《美国世贸中心大厦怎么就坍塌了》，之后举办了一场研讨会，会上他认为内部的易燃易爆物品一定在事先搬运到了楼底。此言一出，琼斯很快就受到杨百翰大学的停职处理。之后，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和个人权利教育基金会两家机构开始对他进行调查，他们对这位堪称权威的专家所运用的技术手段以及信仰产生了怀疑。尽管琼斯再也没能回到他的工作岗位，而且2007年被迫提前退休，但是他拒绝承认错误，并且坚定地认为自己能够找到一些学者，组成一个具有影响力的机构，还九一一事件一个真相。他短暂的职业生涯也给那些决意将自己与众不同的想法——尽管这些想法有坚实的实证依据——公之于众的学术界人士，带来沉痛的警示意义（受到牵连，琼斯为自己的能量技术理论也因此被世人否定而备感沮丧）。

不言而喻，学术界达成了一种共识，即特定的界限是永远不可逾越的，内部必须要保持一致。这样，学术界就可以像极端主义阴谋论者那样，确保任何事都威胁不到自己领域内的任何地方。选择挑战规则的人，必须接受一个残酷的现实，那便是，任何想要背离内部的人，都会受到排挤，并且会像琼斯、麦克等人一样，被贴上“异类”的标签。

而那些对圈内疯狂批评无动于衷的阴谋研究者，和那些看透了根本不可能得到主流尊重的阴谋论者，由于他们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持不同意见者，所以，在强大外界压力面前，他们至少会感觉轻松一些，因为他们不会因此而失去什么。另一方面，学术界永远活在担心自毁名声的恐惧中，同时，也在是否将挑战同行偏见的真相公之于众的犹豫中备受煎熬。而根据历史记载，往往是那些“异类”把人类文明推向历史的前方。

证据，而非信念

真相探索者常常会反驳那些提及阴谋论的人，说“这不是阴谋推论，而是事实存在的阴谋”。这句话在技术层面上来说是成立的（例如九一一，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阴谋，无论它是基地组织的罪行，还是秘密的“内部计划”），但这种防御性的声明仅来自观念上的推断，并非一定正确。这只能说明真相探索者高度的热情和坚定的信念，对那些认定他们有妄想症的人来说，这种信念并没有多少说服力。因此，我们必须找到一种缩小差距的办法。以备受赞誉的“科学方法”为例，我们可以看出，在对一个阴谋进行论证时，靠的只有证据，而不是信念。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理论就必须受到主流人士的一致肯定，没有质疑声，但是理论会因为主流的认同而逐渐渗透到公众意识中（正如九一一、戴维·凯利、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等事件一样）。确实，这个慢慢渗透的过程，或许是某个阴谋论观点得到更广泛支持的关键。

有人会反驳道，过去大多数人曾一致认为太阳围绕地球转，但这种“一致的观点”并不是事实。尽管这样的公众认知背后有宗教势力和政治权威在撑腰，但事实上，仍然有许多人一直在挑战地心说。尽管有很多人乐意遵从于官方法令，因为这么做既方便又安全，但这并不意味法令本身就是正确的。一旦出现更具说服力的观点时，人们不等官方解释，便会立刻转变观点。也许未来的历史中会记载，许多我们当初认为“不入流”的观点，在未来会是有价值的。

正如伽利略等人在面对教会的非议时所表现的那样，后代们会看到，只有勤勤恳恳地搜集证据才能让真相最终不言自明。只有证据而不是偏见，才能带领真相浮出水面，走向胜利的彼岸。如果阴谋论正在逐步变成阴谋事实，那么我们就应该用更有效的方法去寻找细微并且更有说服力的证据，需要用洞察力与理性分析相结合。在没有运用以上方法，也没有获得有力证据之前，任何下意识的批评或是盲目地支持任何一种假设都是无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