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又详细地问了凯伦一遍,不过看来她也只知道这些了。艾莉森打算留下,让她再讲上一两遍,而我则将那个黄铜钥匙扣塞回口袋,起身先走了。
我还得回去参加听证会。休庭时间到下午一点就结束了。虽然法官晚回去十五分钟也没什么稀奇的,但我不想拖得太久。
开车去法院的路上,我在脑海里一遍遍地回放那个视频,并且思考凯伦说过的话。从某些方面来讲,无论是她提供的信息,还是她对贾斯蒂娜参与其中的猜测,都无法改变摆在我们面前的情况。爱玛依然在那两个恶人手上。他们留着大胡子,讲着外国口音,这一点我们已经知道了。凯伦的描述和视频只是补充了一些细节,比如他们的口音似乎是土耳其的。
而且,我也进一步确认了绑匪是有备而来的,他们是有组织、有纪律的,行动起来非常高效。只要看一看他们走路的样子就知道了。动作精准、目标明确,他们完全不浪费一丝一毫的时间和力气。
还有那两双黑黑的眼睛。长着那种眼睛的人绝对有可能冲着赫伯·思里夫特的背上和头上开两枪,然后再用快递给我送来一根手指头。长着那种眼睛的人能做出我想都不敢想的恐怖事情。
我从凯伦的角度出发,设身处地想了一下,如果有这么两个长着鲨鱼眼的恶棍闯进我家,命令我绑架自己的外甥和外甥女,否则就要杀了我的妹妹,我会怎么做?很可能会跟凯伦一样。但我也许会透露一点儿消息给孩子的父母。不,不是也许,而是一定。出于自私,我不想独自一人承受如此可怕的秘密,我想赶紧卸下这个心理负担。
不过,在其他方面,凯伦的所作所为跟我或者任何一个理智的人都一样。摆在面前的选择只有两个,一个是未知的,而另一个是可以预见的灾难。她根本就无法反抗。提出那种威胁的人,要求得到的是绝对服从。
但视频中的两个男人还有一点令我非常震惊。他们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完全无动于衷。他们根本不在乎自己从那辆小面包车上带走的是什么。是一堆砖头,还是偷来的电脑,抑或两个孩子?那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他们是专业的。对他们来说,这只是一份工作,仅此而已。
由此便引出了三周来一直困扰我的那个问题:幕后的指使是谁?
不知为何,我觉得不会是贾斯蒂娜。没错,她的确帮助对方接近了我们。说不定她在土耳其的时候,就认识那兄弟俩了。可是,上头管事儿的肯定另有其人。她的父母?我从没见过他们。据说她父亲是一名大学教授。或者说这只是掩人耳目的谎言?其实他们跟某个犯罪集团有关?
突然,我记起了出事第一天晚上我听到的那个声音,说话的人告诉我他绑架了我的孩子,叫我按他的指示行事。尽管那个声音经过了机器的过滤和处理,但听起来绝对不是土耳其口音,而是个地地道道的美国口音。
正是此人指挥着亚力克西、鲍里斯、贾斯蒂娜等其余的人。而我们却依然不知道他究竟是谁,也不知道他到底想通过这个案子得到什么。
下午1:08,我开车来到法院后面,将车停在了自己的停车位上。本·加德纳没有在员工通道执勤,于是我便朝另一位警务人员点了点头,飞快地冲过了金属检测门。我匆匆地上了空荡荡的电梯,来到了空荡荡的四楼走廊。显然,对这起案件的结果尚存关心的众人已经在两间法庭内坐好,就等我露面了。
我赶紧跑进内庭,来到接待区,史密斯夫人抬起头来看着我。
“您好,法官阁下。”她说。
“你好,史密斯夫人。”说着,我脚步不停地朝自己的办公室走去。
但是她却拦住了我:“法官阁下,很抱歉打扰您,但是有人给您送来了一个东西,看起来似乎很重要。”
她站起来,递给我一个马尼拉纸质信封。我眯着眼睛定定地看了一会儿,才看清上面印着熟悉的黑体字:
斯科特·桑普森法官亲启紧急机密。
“谢谢你。”我故作镇定地说。
信封口没有密封,而是用一个黄铜扣扣了起来。我打开黄铜扣,从里面取出了一小沓文件。
文件上附着一张便利贴,写着:
务必在下周一一早将这份文件送交职员办公室。只要我们看到这份文件归档,你的女儿就会平安无事地被释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我们会再次联系你,进行详细说明。
我取下便利贴,开始翻看下面的文件。这是一份判决书,已经全部替我写好了。我浏览了一遍,发现这份判决书写得非常完美,执笔者显然受过专业的法律训练并且熟悉本案的所有资料。其中包括了合理的案件事实认定,还有对阿波提根制药公司有利的判决词。
原来如此,从头到尾就是为了让阿波提根制药公司胜诉。但这说不通啊!如果巴纳比·罗伯茨或者阿波提根制药公司的某个人一直在控制着局面,那为什么还让我批准初步禁令?为什么不干脆让阿波提根的律师团递交一份撤案动议[1],然后命令我批准呢?他们完全可以在几天之内就结束这场噩梦,替自家的股东节省数十亿美元的损失,也免得首席执行官白费这一个月的口舌。
我翻到了文件的最后一页,唯一缺的就是我的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