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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传情达意（第1页）

观察一个人对何事最为恼怒，往往可知其人，学会这样去观察，也许不失为有意义的事。普鲁斯特最受不了的，是某些人的说话方式。吕西安·都德告诉我们，普鲁斯特有个朋友以为说法语时来上几句英语很潇洒，因此每到分手时便说“Goodbye”，或者更随便点，就说“Bye，Bye”。“这让普鲁斯特极不自在，”都德描述道，“他会发出怪声，如同粉笔划过黑板嘎吱作响，而后便是攒眉蹙额，做痛苦不堪状，还要大嚷着加上一句‘真让人酸掉大牙，什么玩意儿！’”普鲁斯特对人们喜用老套的表达同样表现得很不耐烦，比如提到地中海，便说“碧蓝碧蓝”，提到英格兰，便称“阿尔比恩”（ALBION为英格兰旧称），说到法国军队，必称“我们的小伙子们”。他受不了有人一说到下大雨就是“大雨如注”，一说到天气冷就说“冷得刺骨”，说到某人耳朵不好使则必说“聋得像个罐头”。

这些词语何以让普鲁斯特如此不耐？自他那个时代到现在，人们说话的方式已有所改变，不过上述例子表达之贫乏拙劣，还是显而易见。普鲁斯特尽管大皱眉头，他所不满者却并不在语法（他曾自卖自夸道：“句法我是一窍不通。”），他难以忍受的是喜好卖弄词句背后的心理。1900年那时节，操法语而夹杂些英文字眼，不说英格兰而说阿尔比恩，不说地中海而说蔚蓝海洋，可以说是时尚中人的标记，如此说话即显得风雅新潮，见多识广，实则这些字眼空洞无物，大而无当，纯属陈腔滥调。告退时来上一句英语的“再见”实在毫无必要，除非你是要在英国风大行其道之时显示你一点都不落伍。“大雨如注”之类虽不像法语中没必要地夹杂“Bye，Bye”那么无聊，却也并不就好到哪儿去，频频遣用这些字眼正好说明说话者对道出特定的情境并不在意。普鲁斯特讥嘲挖苦，其实是意在捍卫一种坦率、明快的表达方式。

吕西安·都德向我们描述了他怎样开始体味到了这一点：

有天我们去听贝多芬的《合唱交响曲》，听罢从音乐厅里往外走时，我想表示自己刚才大为感动，便随口含混地哼了几句，以夸张的语调高声说：“这一段真是妙不可言。”（到后来我才明白这真可笑。）普鲁斯特笑起来，调侃道：“亲爱的吕西安，哼几个音符可传达不出该曲的妙处。别光哼哼，你最好说说看，它妙在何处。”我当时很有几分不快，不过，他真是给我上了难忘的一课。

普鲁斯特有个叫加布里埃尔·德·拉罗什富科的朋友。此人是公子哥儿，祖上乃是因写《箴言集》在十七世纪享有盛名的拉罗什富科。他最喜泡在巴黎各家有名的夜总会，以致同辈中喜挖苦人者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作“马克西姆酒店的拉罗什富科”。但在1904年，加布里埃尔忽从欢场中抽身退步，要到文坛上一试身手。结果是一部名为《医生与情人》的小说。此作刚杀青，他即将手稿寄给普鲁斯特，请他指点一二。

普鲁斯特作书回复道：“请相信我，大作精彩有力，匠心独运，是一部不同凡响的悲剧小说。”这封长信的开头颇多称颂之辞，可再读下去，加布里埃尔恐怕就有点不自在了。因为这部不同凡响的悲剧小说似乎有点毛病，满纸陈词滥调就是一端。普鲁斯特斟词酌句地解释说：“您的小说中写到一些优美的大场景，彼时读者或许更喜欢作者的描绘带有独创色彩。日落时分，天空的确像在燃烧，但是类似的表述别人用得太多了。此外，说月亮羞涩地发着光也很落套。”

我们该问问，普鲁斯特何以对陈腔滥调如此反对？难道日落时天空不是像在燃烧？难道说月亮羞涩地发着光有什么错？若非说得巧妙，这些常见的表达怎么会人人摇笔即来？

事实上，习见表达本身的意思并不错，问题在于流于浮面，将好些动听的词联在一处就算完事。不错，日落是火红的，月光也确似踽踽独行，但是如果每写到太阳月亮都是这一套，到临了我们就会相信只能这么写了，实则这样的表达不过是最初级的描写。陈词滥调之害，即在于它们仅抓住了一点皮毛，却令我们误以为这些词已将某个具体的情境一言道尽。我们的表达方式实与我们的感受方式息息相关，而我们描绘这个世界的方式必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我们最初怎样体验这个世界，正因如此，陈词滥调之害，委实不可等闲视之。

加布里埃尔提到的月亮当然有可能是“羞涩”的，不过也还可以有其他更好的描写。《医生与情人》出版八年后，《追忆逝水年华》的第一卷问世，我们也许会好奇地设想，加布里埃尔（假如他并未重堕马克西姆酒店荡子生涯的话）会不会留意到普鲁斯特书中也写到了月亮。普鲁斯特尽弃两千年来关于月亮的种种陈说，独出心裁以一不寻常的比喻来传递对月亮的感受：

有时，月亮会出现在午后的天上，像一小片白云，轻轻走来，悄无声息。此时的月亮让人联想到一个暂时不必登场、尚未着戏装的女演员，她想走到前台一侧且看一会儿同伴的演出，又生怕被人发现，所以蹑手蹑脚，尽量藏在幕布之后。

普鲁斯特这个比喻的妙处不难领会，但要我们自己也想出这么一个来却决非易事。月亮给我们的印象也许正是这样，但如果我们看到了下午的月亮，而有人又请我们说出个子丑寅卯，我们说出的多半还是老一套。我们也许会意识到自己对月亮的描述并不高明，却不知怎样才能说得好些。我们总以为现成的说法（比如说到太阳、月亮就是“金色的星球”“天体”之类）不会有错，觉得说话无需新意，和别人一样就行。对普鲁斯特，这却是不能容忍的，在他看来，说话就应道出独特感受，袭用陈词滥调毫无道理。

跟别人学舌的确有其诱人之处。某些习见的表达方式让我们的言谈听起来颇像那么回事，显得振振有词、聪明机智、世故练达、矜持含蓄，或是感人至深。普鲁斯特笔下的阿尔贝蒂娜到了一定的年纪就特想学别人的说话方式，为的是说出话来像个布尔乔亚女子。她开始学着用中产阶级女子常用的语句、词汇，盲目地从她姨妈本丹夫人那里拣来了一大堆陈词滥调。普鲁斯特就此打了个比方，说那就像小金翅雀要显示自己已然长成，跟在老金翅雀后面学模学样。阿尔贝蒂娜人云亦云成了习惯，到后来不管别人说什么她就跟着重复一遍，以表示对正说的事情很感兴趣，而且还正想着发表点什么高见。若你对她说某个艺术家的作品很精彩，或是他的房子不错，她必会说：“啊，他的画的确很精彩，你不这么想？”或是，“他的房子不错，你不觉得吗？”还有，若遇到不寻常的人，她必会说：“他可是个人物。”你若提议玩牌，她必会来上一句：“我可没工夫陪你烧钱。”若是朋友错会了她的意思，她必会高声说：“您真是孤陋寡闻！”她刻意学来的所有这些名堂，皆属普鲁斯特所谓“几乎与‘华而不实’一词本身一样久远的布尔乔亚传统”，这个传统遗下了一大堆说话的规矩，体面的富家小姐非学不可，“就像她得学会祈祷学会礼仪一样。”

从普鲁斯特对阿尔贝蒂娜的嘲讽中，我们也了然他何以对路易·冈德拉特别感到失望。

路易·冈德拉是二十世纪初的知名文人，《巴黎评论》的编辑。1906年，有人邀他编一部乔治·比才的书信集，并为这部书信集写一篇序。这是很风光的事，当然不能儿戏视之。比才三十年前去世，是位有世界声誉的作曲家，歌剧《卡门》、《C大调交响曲》奠定了他不朽的地位。给这么一位天才人物的书信集作序，冈德拉的压力可想而知。

乔治·比才

不幸的是，冈德拉就像普鲁斯特笔下的金翅雀，老想着显出自己是个大家伙，路易·冈德拉实际上却又力不从心，结果写出了一篇煌煌大论，托大到近乎可笑。

路易·冈德拉

1908年秋的某一天，普鲁斯特躺在床上看报，看着看着，目光落在冈德拉序言的摘录上。冈德拉的散文笔调让他大倒胃口，以致他忍不住写信给比才的遗孀斯特劳斯夫人（斯特劳斯夫人恰好是他的朋友）发泄心中不满之意。

“为什么明明可以写得好点，他却写成这样？”普鲁斯特实在困惑。“提到1871年，直说就行了，干嘛加上‘最令人痛心的一年’；为什么提到巴黎，非得紧跟着强调一句‘伟大的城市’，说到德劳内就要称‘伟大的画家’？为什么感情非得是‘节制’的、好脾气必是‘令人愉快的’，而写到丧亲之事则必用‘冷酷’修饰？此类绝妙好词触目皆是，实在是不胜枚举。”

冈德拉刻意嵌进的这些字眼当然无“绝妙”可言，不过是对“绝妙好词”拙劣的模仿而已。这些词出现在古典作家笔下，也许曾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是后来经不住那些只知卖弄文采的作者频频袭用，早已成为纯粹的装饰。

倘若肯在如何写得诚挚真切这方面多操点心，冈德拉便不会因想到1871年那年很糟就例行公事般地加上一句“那是最令人痛心的一年”。1871年初，普鲁士军队围困巴黎，市民饿得连巴黎动物园里的大象都杀了吃；普鲁士士兵在香榭丽舍大街昂首阔步；巴黎公社实行恐怖统治……这些都是实情，但是就仗冈德拉笔下夸饰空洞的字眼，何能传达这些经验于万一？

但是冈德拉使用这些空洞的漂亮字眼乃是有意为之。他认为文章就得这么写，喜用漂亮字眼不过是他的主张的自然延伸。在冈德拉看来，好文章就得学步前贤，前代名家的作品即是最好的范本，坏文章则总是起于狂妄的念头——以为写作不必模仿前人，就当师心自用。冈德拉在别处曾以“法兰西语言纯洁的捍卫者”自命，主张如此，自无足怪。语言须纯正，万不可让堕落文人肆意玷污，冈德拉对这类文人深恶痛绝，因为他们拒不遵从传统认可的种种表达方式，但凡见其报章文字中过去分词使用不当或误用某词，他便要兴师问罪，鸣鼓而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