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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之外还有一个黄河（第1页）

黄河病故已经两年了。

为她编好一个文集，内心的隐痛未曾因此稍减。在我的同代人，或是比我年轻的一代人中，恐怕很难再遇到像她这样优异的人物了。我说优异，才华、思想都在其次，最可贵的是品格口从小沦为"异类"，在并不算长的生命途中，经历了那么多的歧视、恫吓、大大小小的打击，不但不曾摧毁她的心智，反而变得更为健全。她那么真诚地爱人类，爱那些相识和不相识的人，关注他们，信任他们，同情其中的弱小者;一一虽然，对险恶的社会仍然保持着受伤之后的警觉。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和邵燕祥先生合编《散文与人>，黄河是丛刊的作者之一。

她的文章，最早是经王得后先生转来的，记得初读时有一种新异的感觉:大气、通脱、辛辣，即使从书卷子出发，最终仍然回到现实中去。单看文字，实在很难想见作者是一位女性。发稿后，径直向她约稿，随后寄来的稿子是关于南美"人民教"集体自杀惨案的，也很好，照发了。接着，我收到她寄赠的一个集子。其中有些文章，好像多少带点雅士文人的气息，但是整体看来，仍然是大气、通脱、辛辣，有着灼人的现实感。

大约是96年吧，我在编辑部里接到黄河从宾馆打来的电话，说是到了广州办理移民签证手续，约我前去会会面。见到的黄河果然是书上的黄河。兰十多岁，印象中像是留着短辫，健壮，微胖，脸上红扑扑的。她的大姐坐在她的旁侧，显得清瘦多了。

黄河虽非朋友，然而，对于她的去国，当时心里还是有点不舍。我觉得，像这样富有头脑的写作者，在中国实在太少了，应当把根留住的。这种过于看重知识分子责任的想法，想来多少有点迂腐;对于生命个体来说，自由的生存毕竟是第一重要的事情。不过，黄河本人对于移民的要求似乎并不强烈，从后来的书信看，倒是出于她已到美国的父亲的发动。她坦言，国外生活对她来说未必很合适，将来可能还是要回到国内来。

谈话倒没有惜别的气氛，自始至终谈笑着，显得很愉快。具体内容不大记得，大约谈得较多的还是知识界的状况，包括写作、出版之类。临末，她送我出来，我打趣说:“你嫁一个百万富翁吧，或者嫁一个海盗也好，然后找机会把钱运回来，一一那时，我们就可以放手做出版了!……”

“哪一个没出息的富豪会娶我啊?哈哈。。。。。。!”

朗朗的笑声，至今记起来依然那么真切。

出国之后，黄河先后给我寄来几封信，通过几回电话。

在唯一的一次见面中，我曾向她透露过打算译介国外人文方面的新书，托她留意及此，并设法相应解决版权问题。其实，当初不过说说而已，我知道版权的事务极繁难，不容易弄的。想不到她那么认真，以致此后每次打电话都要因为帮不上忙而表示歉意。

印象最深的是一次深夜里来的电话。其实并没有具体的事，只是刚读完一部关于国内环保问题的书，她便激动起来要告诉我，说三峡如何如何，沙漠如何如何，话间还夹带着大量数据，例子，一口气说上近一个钟头，仿佛顷刻间天要塌下来似的。远在千万里外，居然焦灼若此，是我万没有想到的。记得放下电话，心里顿时涌起闯一多留美时写的那些"点得着火"的诗篇。

此间，我还曾为我编辑的一个丛刊《人文随笔》————其时，<<散文与人》及《记忆》已经先后夭折——向黄河索稿。她寄来短文《异类>。读后，使我对她的身世和心情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文章记叙她自小作为"右派"的女儿所经历的不幸，以及这身份留给她的内心的创伤。她说，她无从改变"异类"的角色，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我想，也许正因为是异类，所以她能够以异样的眼光阅世，看人，不到"不惑"之年便已不惑了的吧?

创伤记忆于她是珍贵的。文章说，她不能，其实首先是不愿接受M教授教示她的现代心理康复疗法，即任何时候有机会都应尽量向人诉说自己痛苦的经历，据说这样易于平复旧日的创伤。黄河写道：“我发现我并不真正想遗忘那伤痛。那是我童年和少年时期唯一留下的印记。也许从心理学的角度说，这是自虐是病态。但对我来说，如果我把它们彻底遗忘，那个时代于我还剩下什么！。。。。。。”

然而，这种早年累积的创伤，其能量大得根本无法估量，它在黑暗中占据你，控制你，吞噬你的生命，而你竟然以为凭自由意志可以战胜它，真是太小觑它了。生命是有极限的。所谓"抵抗遗忘"，抵抗的力量算得了什么呢!

----黄河死了！

过早的辞世，可以肯定同长期的压抑、恐惧、不安之感有关，同创伤有关。死亡的种子，其实早早就种下了!

黄河去世的消息，由纽约的一位朋友，王得后先生，以及她的大姐小敏女士先后通知了我。痛惜之余，我向小敏女士提出，希望能看到黄河出国之后的全部文稿。

不久，文稿寄来了。

想不到的是，当黄河以文字的形象再现于我眼前的时候，我不能不为那其中竟然还有那么多为我所不知晓的人生内容和丰实的精神世界所震撼！称黄河为作家、文士，不免侮辱她了。她是一个人，一个普通的人，又是太写的人。现在我才知道，做一个真正的人，比做一个名作家，或被社会分派的别的什么角色要紧得多，也难得多。

在《埃斯特》里，她记述了一个名叫埃斯特的犹太女人的生活。为了自由的理想，埃斯特宁愿舍弃了易于获取的安稳的生存条件而选择流浪。这个自我放逐者，一生都在反抗她的环境，以一种为世人所不解、甚至不齿的极端的生活方式，坚持到老死。黄河在文章中表达了对埃斯特的深切的理解，这种理解，显然来自她的人道主义，以及同样的对于自由的渴望。开篇便写道:

我对理想主义者永远怀着非常的敬意。对那些就是失败也不肯放弃的理想主义者更是双重的敬意。其实孤陋如我还从未见到过一个成功的理想主义者。那通体的伤痕就是他们能得到的唯一奖赏。尽管有些理想在他人看来可能距伟大崇高很遥远，甚至看来很可笑，如世人眼中的唐?吉坷德。但他们在我心中总是虽败犹荣。在日益世俗的现代社会，他们是如此地珍稀。而有些理想主义者存在的意义，有时竟是在他们不再存在的时候才显现出来。

埃斯特一年年衰老下去，生活愈加不堪。黄河曾想让她搬到自家屋里来，后来，好像经了家人和朋友的反对而终未实行，为此，她一直很自责。这使我想起她做义工，照顾老人和孩子的一段日子。她把许多周末时间都花在他们的身上，为了一个病弱者的安顿，竟不惮主动地给自己增加许多的麻烦，人也因此被弄得极其疲累。只要读完她为自己记录的《社工手记》就不能不肃然而生敬意。

黄河去世前，仍在为一个病人的利益而作努力的挣扎。这是一个七十多岁的上海移民，因为申请穷人的医疗保险时遇到麻烦，跳地铁自杀，被救起后截断双腿，送到黄河所在的医院。在黄河，和他的家属的激励下，老人终于恢复了生之欲望，开始积极为安装假肢做准备。然而，主治医生认为病人年龄太大，装假肢预后不良，让黄河尽快将病人送走。黄河则主张公开病情，让病人接受这个事实之后再出院，因为她担心病人会再度萌生自杀的念头，仓促离开医院将是危险的。医生用经费和住院制度等理由力压黄河给病人办理出院手续，黄河则坚执己见。最后，医生让步了。果不其然，病人开始绝食自杀。而黄河，也就在这时候病倒了。可以想见，黄河出国期间，其实一直在理想与现实的紧张对峙中夺路突围。她是一支孤军。在异邦，一一即使在祖国，像她这样的异类也不可能有援手。她困死在自己所选定的道路上。

知识分子身体力行的不多，像人道主义这种东西，对我们来说，大体上是观念的演绎，惟有黄河一样极少数的人，才会体现在日常生活上。至于说到知识分子的看家本领，诸如阐发知识，论述社会文化问题之类，黄河也毫不逊色;她思考所及的范围，比专业人士宽广，而且都有自己的判断。读了她的书简可以知道。她写得极简约，然而深刻，其中触及的论题，倘若到得那些善于张罗的学者教授手里，想必非洋洋万言的大文下不来。

到了国外，黄河忙于工作，学习，已经没有什么作文的机会，发表的几乎没有。她的记忆，她的忧思，她的愤懑，都留在她的大量未及整理的笔记和书简里。黄洞算不算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呢?她关怀的都是公共问题，私人问题也是公共问题，然而，她确实不像其他一些所谓知识分子那样喜欢走场子，饶舌，哗众邀宠;一生只是生活在沉默的太多数里，弱势群体里，生活在个人的幽黯的内心之中。

感谢小敏女士，由于她的信任，我得以在编辑黄河的遗文中反复遇见"人"和"知识分子"这样两个单词，让我明白其中各自独立的、以及彼此相关的意义，明白许多原以为属于"常识"的东西。对于一代人，我一直抱虚无主义的态度，黄河的存在动摇了我的看法，教我感到惭愧，至少我不知道黄河之外还有一个黄河!

愿黄河，一个来自东方的异类的灵魂，在异国的土地上得到安息!

2008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