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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印中国文字狱序兼怀王业霖先生（第1页）

日前想到重印《中国文字狱》不免联想起作者王业霖先生。王先生精研文史，勤于笔耕，平生著作仅此一种;出版之际，武侠言情小说汤汤乎如溃堤之水，此书印数亦仅三千册罢了。无论书和人，存活在这世间，都寂寥得很。

1984年夏天，参与编辑的《青年诗坛》杂志已经完结，我被调至《历史文学》编辑部，同古人打起交道来。开首的工作是清理积稿。在大叠大叠的稿件中，偶然间发现一个短篇《太自墓钩沉》实在教我感到惊喜。小说的文字堪称一流，难得有个性，有寄托，富于才思。编辑部同仁也都公认它为优秀之作，杂志出来时上了封面的要目。正是这不足五千字的小说，让我记住了王先生的名字。我开始写信向他约稿，他答允为杂志写一个中篇;大约因了我的询问，回信中相当详细地介绍了他的境况。1964年，他在大学中文系毕业，随即分配到了安徽省当涂县一一李白墓所在之地一一做中学教师，不久调至县文化馆当馆员。他的妻子在芜湖市任教职，然而长达十多年一直中分居两地，多次搞调动都没有成功。生活的清苦与过分的压抑，使他积下一个致命的疾病，就是慢性肝炎。信中调子低沉，我明白了他写死去一千多年的李白，何以那般的情辞排恻了;展读时，记起杜甫怀李白的诗:"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不禁黯然。

不久中篇也寄来了，写宋代一桩与大文学家苏轼相关的文字狱一一"乌台诗案"文字果然是好。我把它编作头条，然而，由于发行方面的原因，校样刚刚出来便接到通知，说是刊物不印了。我十分沮丧，捡了一份校样寄给王先生，内心愧疚无已。

但因此，我对王先生的文史修养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几年过后，在我可以独立主持一个编辑室工作的时候，特别约请王先生为我室编辑的《八方丛书》撰写了其中一种，就是这部《中国文字狱》。

书出版后，我离开了出版社，全然绊倒在一个报社的事务之网里。其间，彼此相忘于泥涂，不复闻问。直到得到一笔义款，办起了《散文与人》，我才再次见到王先生的文章。他先后给我寄过几次稿子，共发表三篇;记得其中一篇，是从人文地理的角度质疑余秋雨先生的。当时，《文化苦旅》红极一时，不少名家为之鼓吹，没有人如此严正地施与批评，由此，我不禁对王先生肃然而起敬意。无奈凡我办的刊物和丛书都不长久，《散文与人》做到第七辑，就又接获通知不再往下编辑了。这样，我们之间仅凭采约文稿而建立的关系，复因文稿的废弃而中断了。

人事匆匆。不编书刊，是实在不曾想到过王先生的。不意在一个雨天，收到他千里迢迢托人从芜湖给我带来的一纸横幅，始知他已经离开了当涂，在市里的一个叫"政协"的地方工作。字幅由隶书写成，落款用行草，极其脱俗，使我立刻想起"冉冉孤生竹"、"磊磊涧中石"一类的古典句子。所书是邓拓先生的一首七绝，记得其中两句是:

天涯何处觅知音?

一卷离骚到处吟。

可惜我没有那种名士般的雅兴，字没有装裱，连同高尔泰先生出国前寄赠的一幅钟馗舞剑图，都被我一并藏人书柜的某一个角落里。王先生或许想象过我会在厅堂里挂起它来的罢?前些时候忽然忆及，却遍找不见，懊恼极了。莫不是愈是珍希的物事，愈是容易丧失么。

相隔不久，接到合肥朋友沈小兰女士的电话，报告是:王先生病故了。

我长久陷于无语。消息过于突然。我没有接着查问王先生生前的病况，以及身后其他种种，因为这一切在我当时看来都没有了意义。我曾经关注过的，事实上能够关注的，亦不过是他的文字而已!

前些天，为要重版王先生的书，才辗转找到并通知了他的夫人。电话交谈间，打听得王先生是死于肝硬化，死于肝炎的一种延长，死于抑郁的。王夫人告诉我，王先生整理了两部书稿，临终前托付给她。然而，一个退休女教师，有什么能耐可以顺利地推出一一姑且借用时下出版界的一个常用词一一一个已故的非名人的文集?七八年过去，书稿只好这么搁着，而且恐怕还得继续这么搁下去，就当是王先生留给家人，乃致世人的一份关于生活的证词罢。

"千古文章未尽才"。我为王先生未能在生前施展他的抱负和才识深感痛惜。就说眼下的这部《中国文字狱》字数不多，却是提纲挈领，脉络清楚，历史上的大关节都说到了。在这之前，还没有一部用了现代语言，横越两千年的时间跨度缕述中国文字狱历史的。黄裳先生的《笔祸史谈丛》一经出版，即誉满天下。同为文祸史，黄著限于清史，且是单篇结集，不像《中国文字狱》这般系统，贯穿始终。黄著是学者的文字，讲究出典，作风谨严;王著删繁就筒，深入浅出，但也并非演义式的信口开河，而是渊源有自的。黄著惟以事实说话，王著则是论从史出，时作褒贬，喜怒形于色，自是别具风味。

王先生的书排版在即，取"剑悬空垅"的古意，写下如上一点随感，就此权当序文罢。

2006年10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