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脆弱联系。那种体验在痛苦中显得十分感人。
慢慢地,有一件事情得到了肯定:她所写的一切都来自那部作品。描述自然语言的记述语言也很重要,来自她正在挖掘的黑暗的地层。小说的传统形式,她已经在《街心广场》破坏了它的威严,将变好或变坏,她预感到了所有的可能性。心理描写和巴尔扎克式的观念仍被当作是幻想,影响对人类秘密的认识。在她看来,最好还是眼见为实,来探索写作喷薄而出的秘密。她曾与某些超现实主义作家来往,理解了她不知不觉中捕捉到的这种观念,古老的、原始的思维是她所等待的东西之一。她知道,当她倾听的时候,人们会畅所欲言,自我承认。所以,新闻语言是基本的语言,能让她像摄影机一样抓住生活中转瞬即逝的东西,依证据在现场进行判断。所以,她相信自己的本能、自己的直觉和自己的预感。
然而她也知道,对“外面的世界”的探寻,不管多么重要,毕竟没有一本真正的书那么有力。所以,当书即将出版时,她马上把它摆到头等重要的位置,满腔热情,而且有些神秘地投入其中。
于是,手只需记录,听写超越自身的东西。她和世人不同,她在写作所展现的“令人目眩的杂乱中”写作。
然而,在她交给《法兰西观察家》或《浪潮》的短故事中,她仍保留着一种温柔,确信这些短故事会成为她正在写的一本书的组成部分。写凶手的非理性场面、活活地被关在修道院里的加尔默罗会修女、展现在观淫癖眼前的电影明星,在她看来都是一些充满浪漫的激情,它们将继续解释这些不断被人窥视的不可思议的东西。悲剧的死结已经出现在那里,挂在世界的舞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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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太阳不再为谁而升(1)
根据让?凯罗尔的小说改编的《夜与雾》获得了成功,制片人想让阿兰?雷斯纳导演一部关于广岛的电影。雷斯纳接受了计划,但想请一位女性来写剧本。“弗朗索瓦丝?萨冈?”有人向他建议。“还可以再想想……”雷斯纳反驳说。可是萨冈,甚至根本就不屑于赴约。“西蒙娜?德?波伏瓦?”雷斯纳进而提出。但这次,是制片人们觉得这个主张太荒唐。“波伏瓦,”他们说,“那是第二性,太聪明了……”“那就杜拉斯?说到底,她更女性一些……”
1959年,在杜拉斯生命中的那个时期,雅洛已经慢慢地与她疏远了,热情减退了,杜拉斯总想在爱情中保持的那种激情消失了。她开始酗酒,喝得很多,照片上的她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更加浮肿,更胖,根本就不像她。她同意写剧本,接受了对方提出的可笑的价格:100万旧法郎,一次性包干……她对雷斯纳说:“我会给你写些东西,不过请你放手让我干……”雷斯纳同意了。他很喜欢杜拉斯的那种絮絮叨叨的风格,他知道,他也可以用杜拉斯正在创造的这种新的语言来打破电影创作的枷锁,发明另一种电影。
在杜拉斯的推荐下,摄影组选择了埃玛纽艾尔?里瓦。那是一个年轻的女演员,五官极为匀称,皮肤光滑,富有人情味,而且很聪明。杜拉斯喜欢里瓦是因为她在里瓦身上感到了一种内在气质,它完全可以跟她《音乐》中“如歌的中板”所歌唱的东西媲美。
电影在日本拍了两个星期,在讷韦尔和欧坦1拍了12天。杜拉斯从未去过拍摄现场,而是根据拍摄的进度从巴黎寄对话过去。她每天都写,好像在写作的过程中发现了故事,好像那是一种仪式性的、自发的游戏,是自己从黑夜中出来的。她所有的主题都上场了,回忆与遗忘之间的冲突、人类为了战胜时间而进行的斗争、爱情的背叛,尤其是发现了遗忘破坏记忆,使其面目全非,甚至以此来肯定自己的巨大的创造力。这一发现以后将成为她未来的作品的动力。
雷斯纳被杜拉斯勇敢地展现的这种圣诗般的絮叨风格折服了,而当时,新浪潮还没有完全成为时尚。马尔罗2在戛纳审片时说,在《黑人奥尔菲》、《四百下》和《广岛之恋》这三部得奖电影中,《广岛之恋》“是最好的一部”3。评论界的意见分歧很大,简直是一场新的《艾娜妮》4之战,如同杜拉斯后来在1975年戛纳电影节推出的另一部电影《印度之歌》一样。
评委会主席阿夏尔在审查《广岛之恋》的时候说:“简直是一团垃圾。”而导演夏布罗尔却大喊:“我看是500年来最好的电影。”马克斯?法瓦莱里声称:“一个真正的天才的作品。”米舍利娜?普雷勒说:“一首动人的诗篇。”还有人说:“一部迷人的电影”,“一部深具魅力的电影”,“一部美得让人难以置信的电影”,“银幕上的一首杰出诗篇”,等等。
没有任何人怀疑,创作了这部电影的不仅仅是雷斯纳的镜头,更重要的是杜拉斯的那种如此特殊的断断续续的风格。她从文学的角度创造了拍电影的另一种方式。她还创造过什么,除了这种重复的艺术,除了这种抒情的诅咒、最终被寂静所代替的窒息的声音?
直到电影的结尾,杜拉斯才显示自己的真正本性,反叛、惹事、多疑。她毫不犹豫地谈论女性的孤独及其巨大的欲望,并通过一个从荒凉的渔村经过的年轻的德国士兵的嘴,大胆地承认了这一点。她总是反潮流,对世界和事物的态度模棱两可,感情捉摸不定,说话与别人不一样。她最想说的,是谁也不能对别人有偏见,谁也不能指责别人生活失控、冲动和产生命中注定、不可避免的欲望。那怎样才能理解凶手呢?“我觉得应该承认关于黑暗的真实”。早在1958年她就在《法兰西观察家》的一篇题为“舒瓦西勒鲁瓦的恐怖”的文章中说过。
她坚决地离开了雅洛。激情好像疲惫了,离开了她,但她仍感到失望和痛苦。她一直靠着的那扇门“关上了”,她再一次感到不知所措。在讷韦尔拍摄的那段《广岛之恋》中所说的“黑夜里不可避免的东西”,气势汹汹地向她涌来,避也避不开。电影的成功没有在物质上给她带来任何好处。她被合同欺骗了。她草草签就了合同,她习惯了这种轻率,跟母亲当年被地籍官欺骗一样。然而,她从这场冒险中学会了一些重要的东西:她以后所写的东西将摆脱必不可少的心理描写和浪漫情节,她将投身于黑色的夜晚,专注于在她身上活动的一切,让人在遗忘一再光临的这个深不可测的深渊中晕眩。《琴声如诉》宣布了这种方式的开始,《广岛之恋》肯定了这种方式和计划。
第五章 太阳不再为谁而升(2)
就在这一时期,她放弃了自己的生活,好像生活对她来说不再重要了似的。她将见证另一个更加有趣、更加神秘、更加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她只要这种生活,她将把它写进作品之中,努力让它来到人间。难以忍受的生活、她的流浪和激情、她野蛮而悲怆的狂迷将只有在作品中,在她钻入的这个拥挤的鱼塘中才能得到体验。说实话,她只爱过罗贝尔?昂泰尔姆,然而,她也离开了他。她的其他情人,其他艳遇,只不过是盲目流浪的结果,是自我迷失。现在,必须收拾自己的心情,专注于写作,从写作中得到绝对的满足,她已经预感到写作的巨大威力。孤独是她的天命,她将用这种内心的故事,用它苛刻的专制来弥补种种孤独。
在那些年里,有什么东西被破坏了。敏锐地感到失望,尚未到达她以后所说的“愉悦”阶段,但她将对事物和感情表现出一种虚荣,一种圣经般的直觉。“世界上的任何爱情都不能替代这种爱情。”她在《塔吉尼亚的小马群》中已经这样写道……
她很喜欢她用《抵御太平洋的堤坝》的版税购置的诺弗勒堡,她孤独地在那里度日,躲避他人,她在那里觉得很放松,进攻凡尔赛的革命者曾在这座屋里暂住。
她在那里抽烟、喝酒,喝得很多。长期以来,她觉得很烦闷,老想起童年时期恶劣的气候,想起既让她感到心情沉重又让她喜欢的那种孤独。让她激动的,是她自身。“让我想哭的,是我的暴力,是我自己。”她承认说……
从来,一切都来之不拒,把它们砌到作品中去,添加写作素材。她只给自己留下位置,为她已经一再推迟在她身上出现的那种神秘的歌。
在她所渴望的这种永恒当中,她还能留得住爱情吗?她对写作的巨大热情使她完全投身于孤独之中,好像在一种神秘的眩晕中,在紧张与圣洁之间,受神灵启示的人又是紧张,又是神圣,只有歌颂上帝的《精神赞歌——黑夜》1作为对话者,希望能看见上帝出现的那一瞬间。也正是在那个时期,20世纪60年代初,杜拉斯选择了写作这条具有预言性质、救世主般的道路。她所走的这条道路是痛苦的道路,孤独的旅程,她懂得蚀骨的孤独,远离他人,甚至远离亲友,她的亲友肯定也厌烦了她极端的暴力和粗鲁野蛮。他们痛苦地发现,杜拉斯忘恩负义,自私自利,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一切为了自己,成了一个无法理解、爱慕虚荣、专制、自负的女人。“天才”,她真的相信自己是天才,甚至大胆地说了出来,自称天才的人才敢这么大胆、这么无情。对接近她的人,她显得像吸血的恶魔一样,朋友们纷纷退避三舍。她周围的人没有一个懂得写作,她的话那么绝对,以至于听她说话的人都觉得喘不过气来。面对一个已经自称能写出像维克多?雨果的“亡灵说”1那样的诗篇的女人,谁还能保持独立的精神呢?谁都不敢奢望写出具有创造性的作品,因为有人已经创造了,她的创造性无处不在,淹没了众人。昂泰尔姆也逃走了,尽管她在1992年还承认“那是我一生中的挚爱”。马斯科罗是一个入世的哲学家,他的那些具有颠覆性的政治思想曾影响过杜拉斯,但在她周围,他也无法真正当一个作家,因为杜拉斯要打击和征服别人,她的知识和信仰的威力太强大了,别的人都无法进行创造:扬?安德烈亚,她的最后一个伴侣,将比任何人付出的代价都大,他成了一个具有浪漫色彩的英雄,一部真正具有杜拉斯风格的作品。
甚至连他的儿子乌塔都关起门来各干各的,或者坚决地去“创造音乐”。所有的人都离开圣伯努瓦路,群星汇聚的灿烂时刻一去不再。
他们的离开,对杜拉斯来说意味着孤独之路的初始。昂泰尔姆是一个十分严肃的人,他是“七星文库”的出版人,这一职业要求他准确而细致。他承认杜拉斯的语言很特别,甚至有创意,但也批评她的灵感印象派色彩太浓,太感性,说她近乎神秘和神奇,思维太野。他希望她写东西结构要更讲究一点,但他不明白,正是因为她不讲结构,她才创造了自己的神话,她在作品中冲动地大喊大叫,甚至都不知道在讲什么。
第五章 太阳不再为谁而升(3)
这种机会主义的冒险使她获得了“梅萨利纳”的名声,但她对此并不感兴趣,她所追求的是写作的必然性,自称是“没有上帝的基督徒”,就像她以后的一个女主人公一样。好像无论如何都不能避开父亲的姓:她最多愿意把上帝的名字改变成另一种同样超验、但神秘而具有悲剧色彩的乞求,她在同类主题的作品中都有所涉及,那是认识的关键。在那些年间,她的脸被毁坏了,摧残了,与《情人》开头提到的方式不一样。这是一张孤独而失望的脸,肿得厉害,好像是因为哭得太多了,太辛苦了,太艰难了,似乎正想进行什么报复。尽管她在流浪,但力量仍然很猛、很完整,能够达到目标,痛苦是极明显的。她的故事、曾在稻田里搏斗,把她叫做“小可怜”的母亲的故事、在殖民地潮湿而炎热的夜晚发生的故事,那种家庭悲剧,那种得不到爱的痛苦,所有被压在心底的传奇往事,像一种难以避开、让人恶心然而又甜蜜的东西向她涌来。这些东西,她早就经受过了,但现在,怎能不向它们挑战呢?她觉得这是她牢记在心的惟一的东西,只有它能给她以生存的理由。否则,她说,写作只能是一种世俗的竞争。她的词汇很简单:只用某些习惯用法,总是同样的东西,激情、欲望、野性、粗蛮。她说,在小说家和作家之间应该作出选择。作家是在说神圣的东西,而小说家是在写偶然的次要的东西。她是一个帕斯卡尔分子,只愿听“不断的嘈杂”。然而她也知道,这些嘈杂只有在孤独的夜晚才能听得到。让?德拉克卢瓦1说过这话。她接受这场赌博,愿意冒这种危险。
她经常读波德莱尔和神秘诗人的作品,比如兰波,她觉得他的诗简单却不可企及。她也喜欢读古典作家的东西,卢克莱修、奥维德2。但她读的首先是《圣经》中的“传道书”,她一再重读,这本书使她对创世纪产生了兴趣,并因此与那些先驱们更亲近了。
当然,她的美学观点将上升到神秘主义的高度。她把女预言者转瞬即逝的东西搬到了对无限的热情和渴望之中。她敢肯定,只有在那些神奇的道路上才能找到、暗示和以普鲁斯特所说的那种“精神等量”发送永恒的痕迹和理想的残片,所以她感到自己与波德莱尔的那种契合非常接近。她对相似性坚信不移,就像波德莱尔“不脱离大地”就听不到《罗恩格林》1一样,她使用巴赫、斯卡拉蒂2、肖邦和卡洛斯?达莱西奥的变奏曲作为到达另一个理想世界的工具。慢慢地,她的语言将成为“音乐”,以反映和破解深藏在历史井底的秘密。我们对她的探索在思想方面的质量还研究得很不够。她自己也用各种尖刻的说法弄乱了这些足迹——我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她好像还想讨好她所说的“老斯大林主义者”,她并非不知道自己的精神探索:“她走向前面,往前走。” 她这样说那个恒河的女人,她完全也可以这样说自己。她不信奉任何宗教,尽管她自己洗过礼,受到过基督文化的影响,但她的身份跟安娜…玛丽?斯特莱特一样矛盾,一种不可名状的魅力和极其灵敏的感觉,使她隐约感到了紧张、冲动,陷入一种变化不定的理想中,创世纪时,最早从泥沼中出来的那些人可能就处于这种状态。“我在极不耐烦地等待着你”,她在《广岛之恋》中让里瓦这样说。这是一句情话,但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一种“非人”的爱情,神秘的爱情,是爱上了爱情本身。
慢慢地,招供和抱怨式的写作开始出现了。招供一种隐约可见的超越,抱怨不可能的亲近。但她在《直布罗陀的水手》动人的探寻中,以浪漫的形式已经草拟的东西,现在已经超出了词语和人物的范围。她周围的人对她说,她陷入了“实验室”,并且在实验室里,在文学探索中迷了路。她一点都没有在意,因为她知道她一定会因耽于声色和敏感而得救,她能够惊人地察觉到一切。
在写作中,她发现了一种能进入超现实、能轻易进入镜子之“洞”的神奇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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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太阳不再为谁而升(4)
在写《一场如此漫长的缺席》和《昂代马斯先生的午后》时期,她又买了另一处以后将变得神秘而传奇的房产:特鲁维尔大沙滩对面黑岩旧公寓中的一个套间。她在《费加罗报》上看到了广告,便独自一人开着车去了海边。普鲁斯特曾在那里有过一个房间,那个沙滩不过是一个改头换面了的巴贝克1罢了。她在福楼拜和普鲁斯特住的地方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并学会了他们行文的波动和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