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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霍诺拉,一个如此年迈、生于一个遥远世界并在那儿长大的人,一个对罗马纪念碑的照片是如此熟稔的人,在一定程度上来到罗马犹如回归故里一样。当她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一张哈德良[41]之墓硕大的棕色照片挂在她的卧室。每每在熟睡之前,或者在饱受疾病痛苦的煎熬时,那鼓一般的形状和狂热的天使会在她的梦幻中牢固地占有一席之地。在后厅有一幅天使桥的画,有两幅硕大的帝国广场废墟的照片按房间一间一间地往回挂,最终挂在厨师的房间里。这样,她对一部分的罗马就十分熟悉了。但是,在罗马干什么呢?去看教皇。在美国运通公司办公室,霍诺拉询问怎么才能去觐见教皇。他们出于对年长的她的尊敬,竭尽全力帮助她,送她到美国学院去见一位牧师。牧师谦恭有礼,对此事有兴趣。觐见教皇可以安排。她将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收到邀请。她将穿黑色的衣服,戴帽子。如果她希望得到祝福的圣牌,他能够介绍一家商店—他给了她商店的地址—在那儿有各种各样的圣牌卖,打八折。
他非常乖巧地解释道,虽然教皇说英语,但他讲英语要比他听懂英语顺畅得多。如果他忘了给她的圣牌以祝福,她可以认为他的接见本身就是一种祝福。霍诺拉当然反对佩戴圣牌,但她有许多朋友非常珍惜圣牌的祝福,所以她买了不少。一天夜晚,她回到她的pensione[42],有人递给她一张来自梵蒂冈的请帖,通知她第二天上午十点教皇将接见她。她早早地起床,穿戴整齐。她打了一辆出租车到梵蒂冈,在那儿,有一个穿着完美无瑕的晚礼服的男子询问了她的名字,并要了她的请帖。他宣布她的名字为“花母笑”[43]。他请她脱去她的手套。他的英语夹杂着浓重的当地口音,她没法听懂。他花了好大劲给她解释在教皇面前是不能戴手套的。他带领她走上楼梯。她不得不停下两次歇歇脚,喘口气。他们在接待室里等待了半小时。十一点钟之后,当第二个侍从打开几扇双扇门,引领她走进一间偌大的客厅,她便看见教皇站在他的皇座旁边。她吻了他的戒指,坐在一张第二位侍从给她端来的椅子里。她注意到他手里拿着一张托盘,托盘里放着几张支票。她没有想到在觐见教皇时,他们会希望她给教会捐献点钱。她在拖盘里放了几里拉。她并不羞赧,她感觉她自己正面对罗马教皇,那是宏伟地组织起来的力量的核心。对教皇,她是怀着真诚的敬畏的。
“你有几个孩子,夫人?”他问道。
“啊,我没有孩子。”她大声地说。
“你家在哪儿?”
“我来自圣博托尔夫斯,”她说,“那是一个小村子。我想你并不曾听说过它。”
“圣巴托洛梅奥?”教皇戴着极大的兴趣问道。
“不,”她说,“博托尔夫斯。”
“法诺的圣巴托洛梅奥,”教皇说,“萨维利亚诺的圣巴托洛梅奥,麻风病使徒巴托洛梅奥,巴托洛梅奥·卡皮塔尼奥,阿米德家的巴托洛梅奥。”
“博托尔夫斯。”她敷衍地重复道。她突然问道:“你见过美国东部的秋天吗,教皇?”他微微一笑,对此似乎很有兴趣,但他没有说话。“啊,那真是一种灿烂无比的美景呀,”她惊呼道,“我想在世界上别的任何地方都没有这样的风景。那是象征收成的金黄色。当然啦,树叶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我这么年老体衰了,只能出钱雇别人来为我耙树叶,烧树叶,啊,那树叶是多么美丽呀,它们给人一种富有的印象—啊,我并不是唯利是图的意思—我只是想说,你望出去到处是一片金黄色的树,到处是一片金黄。”
“我要祝福你的家庭。”教皇说。
“谢谢您。”
她低垂她的脑袋。他用拉丁语吟诵祝福词。当她感觉祝福词念完了,她便斗胆大声说了声阿门。觐见结束,一位侍从带领她下楼,走过瑞士侍卫队的面前,回到柱廊处。
梅利莎和霍诺拉没有碰到面。梅利莎和她的儿子与一个donnadiservizio[44]住在阿文丁山。她在民众广场附近一家有声电影摄影棚里工作,将意大利语电影配上英语。她配抹大拉的马利亚[45]的音,她是大利拉[46],她是赫拉克勒斯的宠妇,但她却染上一种罗马忧郁。这种忧郁虽然并不比纽约忧郁或者巴黎忧郁更让人难以忍受,但它们自有它们的特点。就像所有令人不快的情愫一样,当罗马忧郁袭来的时候,它们有可能将普通的景色变成世界末日一般,就像一个掉进陷阱的死老鼠似的。如果说这是由于思乡引起的话,对于梅利莎来说,她忧郁倒不是因为一系列清晰的形象让她记起了美国生活的伤感、甜蜜和活力。她并不期望再一次到特拉华河去划船,或者在萨斯奎哈纳河薄暮的岸上再一次聆听口琴吹奏的音乐。在科尔索步行街上漫步,她之所以感到忧郁,是因为她无法懂得最简单的话语,每每被欺诈。在一个细雨蒙蒙的日子,她行走在罗马市政厅前,有一个导游跟在她的后面,围绕马可·奥勒利乌斯[47]的塑像转呀转,不断抱怨天气和买卖。她忧郁,是因为这冬雨。冬雨是如此阴冷,她不禁为屋顶上裸露的神和英雄着想,他们甚至连一片遮羞布都没有,无法保护他们免受湿冷的侵袭;她忧郁,是因为帝国广场废墟的潮湿,因为十七世纪楼梯井中的寒意,因为罗马那些被遗弃的、还保存有屠夫用的大理石桌子的厨房,因为留有苍蝇叮过痕迹的墙面,因为被苍蝇污秽了的圣母马利亚的画像挂在摇摇欲坠的煤气灶上;她忧郁,是因为在欧洲城市的秋天,战意总是飘浮在空中,因为生长在奥雷连墙最高的洞上那些凋萎的花丛,因为那一丛丛干草和青草,那屹立在罗马教堂圆顶上的圣者和天使脚边顽强生长着的干草和青草;她忧郁,是因为卡匹托尔山上那堆满罗马人像雕塑的房间。与其说她感受到了帝国威力的真髓或色调,还不如说她遥想到了她家族的一支先人们,他们往北跋涉到威斯康星种植小麦。似乎有芭芭拉姑妈,斯宾塞叔叔,还有堂兄弟姐妹爱丽丝、荷马、兰达尔和詹姆斯。他们都有同样纯净的面孔,同样浓密的头发,同样沉思着、坚韧却焦虑的容貌。他们来自皇家家庭的妻子都是他们的好帮手—她们坐在那大理石的宝座里,仿佛馅饼就在炉子里烤着,她们在等待自己的丈夫从田野归来。她竭力在大街上溜达时表现出一副警觉的、匆匆忙忙的样子,仿佛被现代欧洲的历史悲剧所感动。大街上大部分人似乎都是这个样子。然而,她那微笑所带有的甜蜜感让人们一眼就看出来她不是罗马人。她漫步在鲍格才家族[48]的花园中,她感觉到像她那样年纪或者任何其他年纪的女人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所担负的习俗的压力,比如饮食,穿衣,休闲,焦虑,希望,她所感到的对死亡的恐惧等。花园里的灯光似乎照出了她为旅行所准备的装备之烦冗,仿佛这整个的景色和远处的群山都是为带着少得多的东西旅行的人所设的。她走过被苔藓阻塞的喷泉边,树叶在英雄大理石雕像周围纷纷飘落而下,那些戴飞机驾驶员帽子的英雄,蓄胡子的英雄,戴皇冠、系阔领带、穿常礼服的英雄,以及那些大理石脸庞因岁月和天气的腐蚀已经随心所欲、举世无双地变了形的英雄。她心烦意乱、不安地走啊走,从树影投射到人们肩膀上所带来的那种宁静中得到快乐。她看见一只猫头鹰从废墟中振翅飞出来。在一条小路的转角处,她闻到了金盏花的馥香。花园里到处是情人,如胶似漆,亲密极了,他们对于各自需要的快乐是那么率真。她看见一对情人在一座喷泉旁亲吻,那男的突然坐到一张长椅上,从他的鞋里拿出一颗卵石来。不管这意味着什么,梅利莎明白了她想离开罗马。她那晚就乘火车到岛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