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弗利没有再见到卡梅伦。他在办公桌前修改他关于天堂明珠的毕业典礼上的讲话,无聊地度过了几天的时光。一天上午,有人命令他到安全部门报到。他猜想,他可能会因为丢失皮包而受到起诉,心中琢磨他们会不会逮捕他。科弗利是那种以不可思议的沉重负疚感干活的人。他的负疚感就像是一个偌大的疮疤被遮盖在衣服下面,他能心存这种负疚感而毫不痛苦,直到它被触动的那一天。一旦它被触动,它就会使他身心交瘁,使他痛苦不堪。他是保持那种乡间美德—真诚,守时,清洁,勇敢—的典范,但是,一旦他受到社会上强大势力的指责而做错了事,他的自尊便轰然倒塌了。是的,是的,他是一个罪人。是他宰了大使,典当了珠宝首饰,将设计图给了敌人。当他走近安全部门的办公室时,他感到深深的内疚。那儿有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髹漆成奶油色,有八名或者十名男女走在他的前面。那像是一间医生或牙医的接待室,一间领事接待室,一条法院的走廊,一间招聘办公室。这个让人等待的地方看上去就像一个令人惊异的宏大世界的一部分。他们一个个地被叫到名字,被带进奶油色走廊尽头的一扇门里。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回来的,似乎那儿还有出去的路。他们的消失在科弗利看来是一种恶兆。最终,有人叫喊他的名字。一位漂亮的秘书,脸色阴沉,一副挑剔的样子,将他领进一间看上去就像是老式法庭的偌大房间,在抬高的底座上有一个法官席,在法官席后面站着一位上校和两个穿便衣的男子。在法官席下坐着一名录音师。左手是一面美国国旗,插在旗座里。这丝织的旗帜镶着金边,沉甸甸的,永远不会离开它的旗座。即使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举行一次漂亮的游行,它也不会离开它的旗座。
“科弗利·沃普萧?”上校问道。
“是的,先生。”
“我可以看一下你的安全证吗?”
“可以,先生。”科弗利递上他的安全证。
“你认识圣博托尔夫斯船珀巷的霍诺拉·沃普萧小姐吗?”
“是船舶巷,先生。”
“你认识这位夫人吗?”
“是的,先生。我认识她一辈子了。她是我的姑妈。”
“为什么你没有向安全办公室报告对她罪行的指控呢?”
“她的什么?”她能干什么呢?纵火?在廉价超市偷东西被抓了?买了一辆车,往人群撞去了?“我对她罪行的指控一无所知,”科弗利说,“她给我写信说在她屋后长着一棵冬青树。冬青树患锈病了,她想给它打药。关于她,我就知道这些。你能告诉我她受到什么指控了吗?”
“不能。我能告诉你的就是你的安全证被暂时吊销了。”
“但是,上校,我对此一点儿也不明白。她是一个年老的女人,我不能对她的所作所为负责。我可以上诉吗,有任何上诉的渠道吗?”
“你能通过卡梅伦办公室上诉。”
“但是,没有通过安全审查的证件我哪儿也去不了,先生。我甚至连到男厕所去都不可能。”
那职员填写了一张小纸条,看上去就像一张允许垂钓的证明,交给了科弗利。他一看,那是一张有效期为十天的有限安全证。他感谢了这位职员,从一扇侧门走了出去。此时,另一个被怀疑的对象被带了进来。
科弗利立刻前往卡梅伦办公室,接待员说老人不在城里,至少两星期之内他是不会回来的。科弗利请求见他曾在大西洋城与之共用午餐的科学家伯伦纳。这姑娘让他去了伯伦纳的办公室。伯伦纳穿着他这一阶层经常穿的羊绒套头衫,坐在一张彩色的手写板前,手写板上写着方程等式和一句话:“请购买帆布胶底运动鞋”。在他的写字台上摆放着一只花瓶,花瓶里是一朵蜡制的玫瑰花。科弗利告诉伯伦纳他的问题,伯伦纳同情地听着。“你从来就没有见过任何绝密的材料,是吗?”他问道,“老人就喜欢干这种事儿。去年,他们辞去了计算机中心的门房,似乎就因为他母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短暂地当过一阵子妓女。”他抱歉地离开了一会儿,回来的时候带进来另一个组员。卡梅伦在华盛顿,他将从那儿前往新德里。这两位科学家建议,科弗利飞往华盛顿,在那儿把他截住。“他好像喜欢你,”伯伦纳说,“如果你找到他,他至少可以将你的临时安全证延长到他回来的时候。明天上午十点,他要参加一个国会听证会。在七六三房间。”伯伦纳把房间号码写了下来,递给科弗利。“如果你到得早的话,你也许可以在他发言之前跟他说上话。我想听证会不会有太多的听众。这是今年他第十七次被拷问,人们已经失去兴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