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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下午，当科弗利终于从芝加哥回到塔利弗基地时已经是薄暮时分了。他立即前往卡梅伦的办公室，但他不得不等上一个小时。他时不时地能从关着的门背后听到老人提高嗓门愤愤地说话的声音。“你永远找不到一个该死的人到该死的月亮上去。”他吼着。当科弗利被让了进去，卡梅伦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我弄丢了你的皮包。”科弗利说道。

“哦，是的。”博士说道。他不幸地笑了一笑。科弗利思忖，那不过放着牙刷和睡衣而已。毕竟没什么重要的玩意儿！

“在飞机飞来西部时发生了抢劫。”科弗利说。

“我不懂。”卡梅伦说。他脸上的微笑仍然没有减少它的光辉。

“我这儿有一份报纸。”科弗利说。他给卡梅伦看他在西富兰克林买的报纸。“他们把什么都拿走了。手表，钱包，还有你的皮包。”

“谁拿走了？”卡梅伦问道。他的微笑似乎更加灿烂了。

“这些贼，这些强盗。我想你也许会称他们为海盗。”

“他们把皮包拿到哪儿去了？”

“我不知道，先生。”

卡梅伦离开他的书桌，走到窗前，背对着科弗利。他在暗笑吗？科弗利想道。他愚弄了敌人。那皮包是空的！但是，科弗利看出来他压根没在笑。那是惶惑和忧伤在痛苦地抽搐。那他为什么而哭呢？他是为他的名声，他的心不在焉，他的地位而哭吗？他是为他所见的窗户外面的那个世界，那颓败的农场，那导弹发射塔架而哭吗？科弗利无法安慰他，兀自站着体味着自己的痛苦。他看着卡梅伦，眼前的他似乎瘦小而衰老，经受着肌肉不由自主的阵阵抽搐。“很遗憾，先生。”科弗利说。“该死的，你滚吧。”卡梅伦嘟囔着说。科弗利走了出去。

正是下班的时候，他搭乘的公共汽车里挤满了人。他竭力按传统的思想来判断他的行为。如果他拒绝交出皮包，他就有可能让整个飞机毁掉，他们全部会死难。这是不是最好的办法呢？他能预想到什么呢？他现在平心静气回头看又能得出什么结论呢？明天早晨他去上班时，他应该到哪个办公室去报到呢？首先，卡梅伦究竟是想让他干什么呢？他触动了老头儿的哪根神经，让他在窗前哭泣呢？他回到家时，贝特西会在看电视吗？他的小儿子会哭号吗？晚餐会做好了吗？在他的眼前显现出来沉浸在夏日夜晚光影中的圣博托尔夫斯。那时正是主妇们用小铃铛呼唤孩子们回家吃晚饭的时候，那小铃铛以前是用来呼唤仆役到餐桌前来的。不管那铃是不是银质的，它们都有美妙好听的铃声。科弗利回忆起所有这些美妙的铃铛从船舶巷和河巷的后门廊叮当鸣响起来，呼唤在河岸玩耍的孩子们回家。

他的家此时灯火辉煌。当他走进屋子时，贝特西扑向他的怀抱。“亲爱的，我刚刚一直在期望、祷告你会回来吃晚饭，”她说，“而现在我的祷告应验了，我的祷告应验了。有人请我们去吃饭！”科弗利怎么也不能将眼前发生的一切和他在过去二十四小时所经历的一切对上号，于是，他采取了一种在感情上和理智上逢场作戏的办法。他很疲惫了，但是，要让贝特西唯一一次受到的邀请泡汤也太残酷了。他吻了他的儿子，将他往空中抛甩了几下，喝了一杯浓烈的酒。“这可爱的女人，”贝特西说，“她的名字叫薇妮弗莱德·伯林克里，嗯，她来我们家为慈善会收钱。我告诉她，我只是告诉她，我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孤独的地方。我并不在乎别人知道这点。她告诉我，她也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孤独的地方。她还问难道今晚在她家晚饭时小聚一下不好吗。我对她说，你在大西洋城，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家，我只是祷告呀，祷告呀，祈盼你及时回家，而现在你回来了！”

科弗利洗了个澡，换了衣服，而贝特西则去接一个中学生，他将跟宾克西待在一起。伯林克里家就住在邻近的地方，他们便手挽手散步去了。科弗利时不时地伸长脖子去吻贝特西。伯林克里夫人是一个瘦削而活泼的女人，浓妆艳抹，身上挂着珠子。她不断地说“胡扯”。伯林克里先生前额不同寻常地秃了，他将他花白的卷发弄成弧形摆放在他前额的秃顶上，就像在客厅挂上帘子一样，这反而更加突出他秃头的缺陷了。在掩饰他的疲惫和卑微方面，他似乎是不遗余力的。他戴着一只金衬衫领扣，一只金领带扣，一只硕大的鸡血石戒指，还有一对蓝搪瓷袖扣。当他在斟雪利酒时，那蓝搪瓷袖扣闪闪发光，就像是在闪动铁路信号似的。他们喝的是雪利酒，但那喝雪利酒的劲头就像在喝水。还有另外两个客人—从沃特福德[36]来的克兰斯顿夫妇。“我不得不请些从其他城镇来的客人，”伯林克里夫人说，“这样我们就没有必要老胡扯塔利弗基地了。”

“有一件事我知道，有一件事我懂得，”克兰斯顿先生说，“那就是你必须得有卵。那是最终极、最重要的东西。卵。”他穿着一件玫瑰红狩猎衬衫，一头金色的卷发，一张脸白胖可爱，却有一种摄人的力量。他那花白头发的妻子看上去比他要老得多，也比他聪明得多。即使他没有这么说，你也很容易想象他在做爱情境中的困惑和绝望。他已经不再生气勃勃。他妻子用手抚弄着他的卷发，说：“亲爱的，你会找到另外的事儿干的。别担心。肯定还会有更好的事儿干的。”伯林克里夫人最小的儿子刚从政府医院做完扁桃体发炎的手术回家。在喝雪利酒时，他们谈论起扁桃体和淋巴组织来。贝特西在这一方面特别健谈，而科弗利从来没有割除扁桃体或者淋巴组织的经验，感觉自己有点儿不合群。幸亏谈起阑尾炎，他才有些说头。这一话题一直持续到他们走向餐桌。在餐桌上，他们谈论起牙科来。晚餐是一般的食肴，就着起泡勃艮第葡萄酒吃。餐后，克兰斯顿先生讲了一个淫秽的故事，然后他们起坐告别。“我特别讨厌匆匆忙忙的，”他说，“但是你知道，我们回家要花一个半小时，明天早晨我还得工作。”

“啊，你不应该在路上花一个半小时，”伯林克里先生说，“你们是怎么走的？”

“我们走高速公路。”克兰斯顿先生说。

“啊，如果你沿塔利弗外面走，然后再上高速公路，”伯林克里先生说，“那样你可以节省一刻钟。也许二十分钟。然后，你回到购物中心，在第二个红绿灯处右转。”

“哦，我不会走那条路，”伯林克里夫人说，“我会直穿计算机中心，上立交桥，然后到禁区。”

“哦，你会那样走，你会那样走，”伯林克里先生说，“那样走的话，你会碰上许多建筑。就按我说的走。回到购物中心，在第二个红绿灯处右转。”

“如果他们回到购物中心，”伯林克里夫人说，“他们在弗尼广场会堵车。如果他们不想直穿计算机中心，那么他们可以直接开到导弹发射塔架那儿，在路障处右拐。”

“我的上帝，女人，”伯林克里先生说，“你能不能闭一会儿你那该死的嘴？”

“啊，胡扯。”伯林克里夫人说。

“啊，非常感谢。”克兰斯顿夫妇说，往门口走去。

“我想我们还是走我们一直走的高速公路。”他们走了。

“你把他们搞糊涂了，”伯林克里先生说，“我不知道是什么让你觉得你能给人指路。你甚至连在附近都找不到回家的路。”

“如果他们按我最初指示的方向走，”伯林克里夫人狠狠地说，“他们会什么事儿也没有。在禁区，没有任何建筑。你只是臆想而已。”

“我没有，”伯林克里先生说，“我星期四在那儿。那地区的建筑都拆除了。”

“你星期四感冒躺在床上，”伯林克里夫人说，“我还不得不拿盘子给你送吃的。”

“啊，我想我们得走了，”科弗利说，“太好了，非常感谢你们。”

“如果你能劳驾闭上你的嘴，”伯林克里先生冲着妻子吼道，“大家都会对你感激不尽。根本不能允许你开车，更不用说让你给人指路了。”

“谢谢你们。”贝特西在门口羞赧地说。

“是谁去年砸的汽车？”伯林克里夫人大声嚷嚷道，“是谁砸的车子？请告诉我。”

他们走着回家，时不时地停下来互相亲吻，而那旅程像其他的旅程一样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