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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诞生于两种意识状态之间；我们在黑暗和光明之间度过我们的人生，为了爬上另一个国家的山峦，用另一个国家的语言组织我们的思想，或者欣赏另一个天空的色彩，我们被越来越深地拖曳进我们生存状态的神秘之中。旅行已经失去了特权和时髦的象征意义。我们不再和拥有三个烟突、花十二天横渡大西洋的游轮的夜半航行打交道了，我们也不再与路易威登箱包和五星级酒店灯火辉煌的门厅打交道了。拿着纸袋装的食品、抱着熟睡的婴儿登上奥利机场喷气客机的旅行者有可能是在工厂做了一天工回家的人。我们可以在巴黎吃晚饭，如果上帝允许的话，在家里吃早餐。在这里是一整套对人类自我认知的新的创造，爱情和死亡的新的形象，我们的事务既脆弱而又重要的特性。我们中大多数人旅行是为了改善我们对自己的认知，但这一切对于老霍诺拉姑妈就不是这么回事了。她是作为逃亡者前往欧洲的。

多年来，她已经形成了一种坚定的信念：圣博托尔夫斯是地球上最精美的创造。啊，她十分明白，它并不壮丽，它根本没有当她还是一个孩子时，她的伯父洛伦佐给她寄的明信片上的卡纳克和雅典的景色。但是，她对壮丽的景色没有兴趣。在世界上，哪儿还有这丁香树丛，这摇曳的和风，这灿烂的天空，这新鲜的鱼儿呢？她在这儿度过了她的一生，每一个行为都是另一个行为的变异，她经验里的每一个感觉都和一个相似的感觉相连，通过一条回忆链穿过她的漫长岁月，回到当她还是一个漂亮而难以驾驭的孩童的时光。在天黑之后很久，她在帕森池塘边解开她的溜冰鞋鞋带。那时，所有的溜冰者都回家了。彼特·豪兰的牧羊犬的狂吠清晰可闻，叫人心惊胆战，仿佛那是凛冽的寒冷往沉沉的夜空中击发炮弹般的爆炸声响。从她的火中散发出来的馨香的烟和她人生的火糅合在一起。她修剪的有些玫瑰还是在她出生之前栽种的。她亲爱的伯父将她的世界和文艺复兴的欧洲连接在一起，但她总是不相信他。有哪个在新罕布什尔大山里看见过大瀑布的人会关心国王们的人工喷泉呢？有哪个尝过北大西洋浓郁佳酿的人会理会肮脏的那不勒斯湾呢？她不想离开她的家乡，不想到一个使她感觉被连根拔起的地方去。那地方的玫瑰和氤氲的味道只可能使她想到，她离她自己花园的距离是多么可怕的遥远。

她独自乘火车到纽约，焦躁不安地睡在一家旅馆的床上。一天早晨，她走上了一艘驶往欧洲的轮船。在她的船舱中，她发现老法官给她送了一束兰花。她讨厌兰花，她讨厌铺张浪费，而这绚丽的鲜花则兼而有之了。她最初的冲动便是将兰花扔到窗外去，但火车的窗户打不开。她继而一想，也许一朵花是一个旅行者的装束里所必需的，是一种离别的记号，一种象征，表明这人和朋友们告别了。那儿有大声的喧笑聊天声，有喝酒的嘈杂声。似乎只有她是孤单的。

从她熟悉的人的众目睽睽之中解脱出来，她显得有一点儿傻乎乎的—她花了一些时间试图寻找到一个地方藏匿她那帆布钱袋。她在钱袋里放着现金和文件。放在沙发下？放在画框后面？放在那空的花瓶里，或者药箱里？地毯的一角松动了，她把钱袋藏在了那儿。然后，她走到走廊上。她穿着一身黑衣服，戴着一顶三面的边往上翻的帽子，看上去有一点儿像乔治·华盛顿，如果他活到这么老的话。

高级包房里的庆祝活动延伸到了走廊里，男男女女站在走廊里喝酒、聊天。她不否认，如果是一些朋友在她离别的时候来相聚祝福她，那倒也可能会令人更加愉悦些。没有别在肩膀上的兰花，这些陌生人怎么可能知道，在她的家乡，她是一位闻名遐迩的女士，人人都认识她，都知道她所做的令人肃然起敬的工作呢？当她与他们擦肩而过，他们瞧她一眼时，他们不会把她错当作一个怪僻的老女人吗？这些怪僻的老女人在世界上到处游荡，只是想掩盖或者减轻她们痛苦的孤独感，而她们的孤独感正是由于她们乖戾、自私的行为所造成的。她痛苦地感觉到自己被完全地剥夺了一切，似乎几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她的身份了。她现在希冀的是一间普通的房间。在那房间里，她可以坐下来，瞧瞧这世界。

她找到了一间普通的房间，但那房间里充斥了人，所有的座位都被人占了。人们在喝酒，聊天，叫喊着。在一个角落，一个成年男子站着和一位娇小的姑娘道别。他的脸上挂满了眼泪。霍诺拉从来没有看见也没有梦见过这种极度的感情流露的表现。请送客上岸的信号响了起来，虽然大部分的送别是轻松而快乐的，但也有许多并不是这样。看见一位男子和他的小女儿—那准是他的小女儿，两人因为什么糟糕的事情被分开了—霍诺拉十分难受。这男子突然跪了下去，把小女孩抱在怀里。他将脸深埋在她瘦削的肩膀里，霍诺拉可以看见他的背脊因为哭泣而抽搐，而这时广播里在不断地说离别的时刻到了。她感觉她自己的眼眶里业已蓄满泪水。她可以想到的唯一能安慰小女孩的方法是将她的兰花送给她。这时，走廊里已经站满了人，挤得满满当当的，使霍诺拉已经不可能回到她的房舱里去了。她只好走上高高的铜窗台，来到甲板上。

舷梯上全是正在离船的送客。到处是喧嚣。在她下面，她可以看见一汪肮脏的码头海水，头顶上飞翔着海鸥。人们在如此短的距离，在这还没有完全隔绝的情况下，互相叫喊着。一会儿，所有的舷梯，除了一个外，全部吊起来了，乐队奏起了在她听来仿佛是马戏团的音乐。巨大的麻绳开始松动了，然后是一阵震耳欲聋的汽笛声。汽笛声是如此令人震撼，它准将天上的天使都打扰了。所有的人都在叫喊，所有的人都在招手—所有的人，除了她。在所有站在甲板上的人中，只有她没有任何人可以与之告别，只有她的旅行是孤独的，是毫无意义的。仅仅是出于自尊，她从手提包中拿出一条手绢，也向那些迅速消逝轮廓和吸引力的脸挥舞起来。“再见了，再见了，我亲爱的，亲爱的朋友，”她自言自语地说，“感谢你……为你做的一切感谢你……再见，谢谢你……谢谢你，再见了。”

七点钟，她穿上最漂亮的衣服去吃晚饭。她和谢菲尔德先生和夫人共用一个餐桌。他们来自罗切斯特，是第二次到国外旅游了。他们穿着奥纶衣服旅行。用餐时，他们和霍诺拉谈起他们上次去欧洲的旅行。他们首先去了巴黎，天气好极了—那种令人爽快的干燥天气。每晚，他们轮流在澡盆里洗衣服，然后将衣服晾挂起来。在卢瓦尔河上航行时，他们遇到了雨季，几乎有一个星期没能洗衣服，但一到大海，就变得阳光灿烂而天气干燥，他们把一切都洗了。在一个晴朗的日子，他们飞到了慕尼黑，在拉齐纳宫酒店洗衣服，然而，半夜下起了雷暴雨，所有晾挂在阳台上的衣服都被淋得湿透了。他们不得不把淋湿的衣服打包前往因斯布鲁克。他们在一个晴朗、满天星星的夜晚到了因斯布鲁克，把一切衣服都再次晾起来。在因斯布鲁克，他们又遭遇了一次雷暴雨，他们不得不在旅馆房间里待上一整天，等他们的衣服晾干。威尼斯是一个洗衣服的绝妙好地。在意大利，他们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在他们觐见教皇时，谢菲尔德夫人认准了罗马主教的礼服是用奥纶做的。他们记得日内瓦是雨天，而伦敦的天气糟透了。他们买了戏院的戏票，但什么都是湿漉漉的，他们不得不在房间里待上两天。爱丁堡更加糟糕，但是在斯凯岛云层被吹散了，太阳露出来了。他们从普雷斯蒂克机场起飞，一切衣物都干干净净的了。按他们的经验，总的来说，他们给予霍诺拉的警告是，别指望在巴伐利亚、奥地利、瑞士和不列颠群岛做过多的衣物洗涤工作。

当他们快讲完时，霍诺拉涨红了脸，倏然将身子前倾在餐桌上，说道：“你们干吗不待在家里洗衣服？为什么你们周游大半个世界，在奥地利和法国的侍者和女佣面前出丑？我从来就没有穿过任何奥纶的衣服，或者任何你们说的那种衣料，但是，我相信我可以在欧洲就像在美国一样找到洗衣房和干洗店，我可以肯定我永远不会为了晾晒衣物的快乐而去旅游。”

谢菲尔德先生和夫人大为震惊，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霍诺拉的嗓音传得很远，附近餐桌上的游客转过头来望着她。她试图让自己摆脱这种情景，便大声喊侍者过来。“支票，”她说，“支票。是否可以请你将我的支票簿拿来？”

“压根没有支票簿，夫人。”侍者说。

“哦，是的，”她说道，“我忘了。”她踉踉跄跄地走出了房间。

她对谢菲尔德先生和夫人太愤怒了，心中毫无悔意，然而，她也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她的暴躁脾气是她最糟糕的缺陷之一。她在甲板上盘桓，让自己镇静下来，欣赏着有点儿黄的桅杆上那侧支索上的灯光，心想它们多么像星星呀。她站在船尾的甲板上，望着尾流的水波。这时，一个穿着细条子织物西装的年轻人来到她的身边。他们进行了一场关于星星的非常有趣的谈话。然后，她上床，很快就睡熟了。

早晨，在吃了一份非常可口的早餐后，霍诺拉在船的背风面要了一把椅子，拿了一本小说《米德尔马契》，准备好好放松一下，充分体味一番海上的健康空气。九天宁静的日子会积蓄她的体力，也许还会延长她的生命。这是她一生第一次计划让自己休息一下。有时，在午饭后，她会花上五分钟的时间闭上眼睛，永远没有超过这个时间。在她前往换一下空气的山间旅馆里，她总是一个早起者，一个摇椅马拉松的参加者，一个不知疲倦的桥牌手。直到现在，她总是有干不完的事，总是有需要她付出时间的事，然而现在，她年迈的心脏疲惫了，她需要休息了。她将头靠在椅子靠背的垫子上，将毯子拉到大腿上。她看到过几千份旅游广告，在这些广告中，和她年龄相仿的人伸直腿坐在甲板椅子里，望着大海。她总是纳闷，在他们的心中会有怎样愉快的幻想呢？现在，她期待着这令人羡慕的宁静来沐浴她的周身。她闭上眼，她是用力才闭上的。她的手指击打着椅子的木头扶手，不安地扭动着她的大腿。她劝慰自己要耐心等待，等待，等待那休息爬上她的身子。她等待了大约十分钟，便不耐烦地、愤懑地站了起来。她从来就没有学会安安静静地坐着不动。就像她生活中许多其他的事情一样，她再要学会这个已经太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