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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3页）

李岩等造为谣言日：“吃他娘，着他娘，吃着不尽有闯王，不当差，不纳粮。”河南以北远近传播，小逞者延颈思乱。

其他一些书籍也有类似记载。这里的问题是，在李自成起义风起云涌，席卷大河南北的时候，民间流传这种革命歌谣，究竟是苦难深重的贫苦农民发自内心的向往呢？还是只有中过举的李岩才能编出呢？

连当时的一些封建文人和官僚都已指出，是得到解放或盼望解放的贫苦农民编出来的。请看张岱的记载：

贼令严明，将吏无敢侵略。明季以来，师无纪律，所过镇集纵兵抢掠，号曰打粮，井里为墟、而有司供给军需，督速赋甚急，敲朴煎熬，民不堪命。至是陷贼，反得安舒。为之歌曰：“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由是远近欣附，不复目以为贼。

甲申三月，明漕运巡抚路振飞给总督张国维的信中说：

承问敝乡（河北曲周县）事，言之愤悒。敝乡愚民疾视长上，编歌捏谣，伫望贼来。……

这些材料说明，“编歌捏谣”的并不是天才的宣传家李岩，而是广大贫苦农民。

证明李自成和他领导的队伍代表着人民的希望，广大群众是心向着起义军的。如果把它们说成是李岩的个人创作，无论是否符合群众的心愿，毕竟只是一种宣传。

对于那些把起义农民视作寇仇的统治阶级来说，当然宁愿把这些歌谣说成是李岩的“虚声煽动”。

第二，关于李岩建议实行均田免赋的问题。李自成起义军在崇祯十五年以后确实制定和推行了均田、免赋的政策，丁耀亢《出劫纪略》等材料反映的情况已为人们所熟知

。起义军在北京和其他地区对明朝官僚进行“追赃助饷”，是为了解决对农民实行免赋以后的财政来源问题，这充分体现李自成起义军和大顺政权是农民革命利益的坚决维护者。

究竟谁是这一政策的倡导者？传统的说法仍是李岩。查继佐在《罪惟录》中说：“李岩教自成以虚誉来群望，伪为均田免粮之说相煽诱。”…同书《帝纪》卷十七说法略为不同：“自成性极残，伪党牛金星教以慈声惑众，谓五年不征，一民不杀，且有贵贱均田之制。”

其他一些书虽然没有提到均田，但在叙述起义军实行免粮政策时也归之于李岩的建议。

这种说法究竟有多少真实性，颇值得研究。因为凡是反映大顺政权实行均田免粮的第一手材料都没有交代提出政策的人是准，而直接写明是出白李岩等人建议的作者，又都是同起义军没有接触的人。

其实，追赃助饷同免赋政策是相辅相成的。但是，过去几乎所有把免粮归功于李岩建议的书籍，都把追赃助饷归之于李自成、刘宗敏等起义军领导人，而李岩和宋献策等人往往被描绘成对追赃助饷政策持保留态度。

这些书籍的作者不懂否定追赃助饷就是否定免粮。既然把追赃助饷政策的提出和推行归之于李自成、刘宗敏等起义军领袖人物，那就理所当然地应该把免赋政策的提出也归功于他们。

实际上，大顺政权均田免粮政策的提出是有其政治、经济根源的。

明代后期土地兼并的加剧和地租赋税的苛重，迫使农民大批地逃亡。采取流动力。式作战的起义军前身，正是在土地兼并和繁重赋役驱使下离乡背井的流民。

要说身受其害并已觉悟起来的起义军战士和他们的领袖，不懂得必需夺回被地主阶级兼并去的土地（即均田），不懂得要反对地主阶级政府迫呼敲朴的无情压榨（即免赋），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怎能设想李自成和他领导的起义军在均田、免赋问题上还需要别人指点呢？当然可以合乎情理地设想，根据李自成等农民领袖的指示，由某些有文化的人起草具体的法令和告示，承办人是谁还是可以研究的

第三，关于李岩在起义军中的职务。

崇祯十六年，李自成起义革命大发展的基础上，着手建立中央和地方的各级政权，对军队也从组织上进行了整顿，起义军将领分别授予权将军、制将军、果毅将军、威武将军等称号。

根据《绥寇纪略》的说法，李自成设置了五营二十二将，“李岩为中营制将军，与其弟牟颇简束其下，勿纵掠。”

可是，《平寇志》卷六和《困榷》卷九十九谈到李自成起义军各营大将时却没有提到李岩，这未必是…种偶然的疏漏。

另外，李白成手下的各营主将（即制将军）所统率的军队差不多都在十万人左右。作战时是要独当一面的。

如崇祯十六年十月，李自成进兵陕西时。自己同刘宗敏等人率师攻潼关人陕，同时命令右营制将军袁宗第带领部队由河南邓县一带经商南、商州进军，然后会师西安。又如，在从陕西进军北京时，李自成同刘宗敏一道率师取道临汾、太原、大同、宣化、居庸关；同时命令左营制将军刘芳亮领兵渡过黄河后经河南怀庆、山西长治、河北保定，最后会师北京。

传说中的李岩既然是“有文武材”的中营制将军，又有女将“红娘子”相助，本应在攻城略地中大显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