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使他苏醒了过来。他睁开眼睛,看到水壶,立刻伸过嘴去,喝了一口又一口,后来才弄明白了,原来是萨里尼科夫在给他喝水:黑暗中辨出了他头上新缠上的白绷带。
“你活着,萨里尼科夫?”
“活着,”战士郑重地回答道,“那个小伙子被压在底下以后,是我给您递子弹带的。可您一个劲儿地派我到窗口那里去。”
普鲁日尼科夫只是记得一片尘土里的黑压压的德国兵身影,记得爆炸的轰鸣和被一大块东西压在底下的机枪副手那可怕的呼叫,记得灼手难忍的炙热的机枪。除此,他什么也回忆不起来了,他问道:“教堂守住了吗?”
“多亏小伙子们增援。从侧翼打击了德国人。”
“而水呢?哪儿来的水?”
“嗨,您不老是要水喝么。我就去了一趟。真可怕:天空亮得象白天一样。就在那儿我多少挂了点花,但是却弄回来七壶水。”
“不应该再喝了,”普鲁日尼科夫自己给自己下了命令,并且旋上了壶盖,“我们有几个人?”
“普里日纽克守在地下室,我和您,再就是边防战士。”
“边防战士没受伤吗?”普鲁日尼科夫突然哑着嗓子笑了起来,“就是说,没受伤,是吗?”
“眉宇被砖头砸伤了,不过总算没有受伤:是个幸运儿。他正在搜那些还没僵硬的尸体。不用说,是搜德国人。那里,院子里,他们的尸体很多。”
普鲁日尼科夫趔趔趄趄地走向出口,那里弃置着他的被损毁了的机枪。院子里夜色已浓,但是熊熊的大火和无以数计的照明弹把它照得通亮,阴森肃杀的寒光笼罩着这座渐趋沉寂的要塞。偶尔有几发德国人的炮弹落下:声音响亮而短促。
“把中士埋了吗?”
“掉落的砖头已把他盖上了。只露出一只脚跟。”
一堆砖头底下露出了一只破烂不堪的士兵鞋。普鲁日尼科夫突然记起,中士穿的是皮靴,这就是说,砖头底下是被拱顶塌下的一大块东西压着的那个战士,但他什么也没有说。他坐到碎砖堆上,想起自己差不多有两昼夜没吃东西了,便说出了口。萨里尼科夫拿来德国粗饼干,他们不慌不忙地咀嚼起来,眼睛望着被照亮的要塞大院。
“不管怎么说,我们今天毕竟没让敌人打过来,”普鲁日尼科夫说,“这意味着,我们同样能够顶住,对吗,萨里尼科夫?”
“当然,我们能够。”萨里尼科夫确信他说。
边防战士回来了,拖来装满了冲锋枪子弹的一件军装上衣。他突然说:“请记住我的住址,中尉:戈麦里,卡尔·马克思大街,一百一十二号,门牌九号。杰尼什克·符拉基米尔。”
“而我是斯摩棱斯克人,”萨里尼科夫说,“杜霍夫什纳城郊。”
“看来不得不撤离这儿,”大家交换了地址以后,边防战士说,“我们四个人是无法打退敌人的。”
“我不走,“普鲁日尼科夫说。
“傻啦,中尉。”
“我不走,”普鲁日尼科夫重复了一句,叹了口气,“没有接到命令之前,我哪儿也不去。”
他本想谈谈今天早晨自己没有履行职责的事,谈谈没有丢弃机枪的中士,谈谈祖国,——毫无疑问!——祖国人民正在采取一切措施前来拯救他们。他本想谈谈,但却什么也没有说:在这战争的第二天夜里,所有的话都使他觉得太渺小和微不足道了。
“关于明斯克,德国人是在胡说八道,对吗?”萨里尼科夫问道,“不可能让他们深入那么远。也许正在击溃他们。”
“正在击溃,”边防战士表示同意,“只是不知为什么听不见双方交战的声音。”
他们不由得细心倾听了一会儿,但是除了偶尔有炮弹的爆炸声和机枪的扫射声,其它什么也听不见:前线那可怕的沸腾声已远远滚向东方。
“这意味着,只剩下了我们,”边防战士轻声说,“而你却说什么:我不走。这需要有机枪才行。”
普鲁日尼科夫自己也知道,没有机枪是无法击退敌人下一次的进攻的。但他已没有机枪了,而离开这里——他却不愿去想。他记得胸前佩带勋章的那个黑头发上尉的咄咄逼人的目光,记得婴儿那缠绵不绝的惊惧的哭声,记得地下室里的妇女们。不接到命令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回到那里去。他也不能放任何人去那里,因此他说道:“大家睡觉。我放哨。”
萨里尼科夫即刻就倦缩一团,而边防战士却不想睡,说他在弹坑里睡过了。他朝教堂里面走去,在那里呆了许久(普鲁日尼科夫已经有点不安了),后来跟普里日纽克和另外三个人一起回来了,有一个红褐色头发、戴着炮兵领章的上士,头上受了点伤,他不停地摇晃脑袋并注意细听。
“耳朵里仿佛灌进了水。”
“旁边散发臭气,”边防战士说。
普鲁日尼科夫明白他指的是至今还在教堂里横七竖八躺着的尸体。他下令清除一下。战士们去了,只剩下炮兵一个人。他坐在靠墙的地板上,不停地甩动自己那震伤的脑袋,呆滞地盯着一点。
后来他说:“可我有妻子。八月份就要生孩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