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日尼科夫沉默不语。无端的恐惧已经过去,此刻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失职了,由于惊慌失措而临阵脱逃,撇下了战士们,丢下了命令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死守的岗位。他蓦地听不进上尉的话了:全身发烧。
“我有过错。”
“这不是过错,这是罪行,”上尉斩钉截铁他说,“我理应把您枪毙,但是我的子弹不多。”
“我一定赎罪,”普鲁日尼科夫想说得响些,但呼吸屏住了,他说得声音很低,“我一定赎罪。”
突然,爆炸的轰隆声、炮弹的呼啸声、机枪的哒哒声———切都哑了。某处还有零落的步枪声,大楼顶上几层的火还发出毕剥声,但战斗已停下来了,这种寂静令人畏惧也会,人困惑。
“莫非我们的人来了?”一个战士没有把握地问,“也许一切都结束了?……”
“在耍花招,这些坏蛋,”上尉说,“加强监视!”
战士跑去了。大家都默不作声。在这一沉寂的时刻,普鲁日尼科夫听见地下室深处的某个地方发出了婴儿的微弱哭声和妇女的温柔话语声。
“我一定赎回自己的罪,上尉同志,”他匆忙重复了一句,“我这就去……”
他的话被扩音器里传出的暗哑的很响的话音淹没了。这是一个非俄罗斯人在声嘶力竭地发表劝降演说的声音,它是从外面、冒烟的废墟上空的什么地方发出来的。在浓厚的空气里,它传得很远,此时就连所有的地下室和掩蔽室里都能够听得一清二楚:“德军指挥部建议你们停止毫无意义的抵抗。要塞己被包围,红军已被击溃,勇敢的德国军队正在向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市发起冲锋。你们的抵抗已经失去了任何意义。给你们一个钟头的考虑时间。假如你们拒绝投降,那就必将被全部消灭,而要塞也将被夷为平地。”
暗哑的声音重复了两遍通碟,每次都抑扬顿挫地、清晰地吐着每一个字。地下室里所有的人都屏息静听这个声音,当它停下来后,大家不约而同地舒了口气,扩音器里又传来了计时器有节奏的滴答声。
“去弄水,”上尉对那个几乎还是个孩子的年轻战士说,这个战士始终默默地站在上尉身边,并以毒恶的眼神看着普鲁日尼科夫。“只是要当心,彼嘉。”
“我会当心的。”
“请允许我去,”普鲁日尼科夫恳求说,“请允许我去,上尉同志。我一定把水弄来。需要多少就弄多少。”
“您的任务是夺回俱乐部,”上尉冷冰冰他说,“从种种迹象来看,过一个小时德国人就要开始炮轰:您必须在炮轰期间冲到俱乐部去,不借任何代价击退那里的德国人。不惜任何代价!”
上尉一字一板他说完最末一句话以后就走了,对他不清不楚的毫无用处的保证听也不听。普鲁日尼科夫负疚地叹了口气,遂环顾了一下四周:在地下室的拱形隔堵室里,萨里尼科夫和受了点轻伤的高大的增征兵坐在深邃的窗口底下。
普鲁日尼科夫费了好大的劲才想起他姓什么:普里日纽克。
“把我们的人都找来,”他说,感到两膝瘫软无力而坐了下来。
萨里尼科夫和普里日纽克在地下室里又找到了四个人。他们集中在一个隔堵室,悄声地交谈着。地下室深处的某个地方依然有婴儿的微弱的哭声,这种委屈的哭声对普鲁日尼科未来说比任何刑罚都可怕。
他呆呆地坐在地板上,闷闷不乐地想道,自己干了一件极为可怕的事:背叛了同志们。他不为自己寻求辩护,不可怜自己:他力图搞清楚,这事为什么会发生。
“不、我不是现在才怕死,”他想,“这在昨天的进攻中就表现出来了。进攻开始后我张惶失措,放弃了指挥权。我想的是将来对人讲述什么。不是想怎样去战斗,而是想自己将来对人讲述什么……”
两个带手提机枪的边防战士走近:“命令掩护你们。”
普鲁日尼科夫默默地点了点头。两个边防战士在摆弄机枪,检查弹盘,而他苦恼地想道,带着六个战士,怎么也无法把德国人从教堂里击退,但他不想去请求援助。
“最好是我死了,”他哺哺自语,“最好是我死了。
不知为什么他竭力回避“被打死”这个词儿,而是说“我死了”。仿佛他希望死于伤风似的。
“手榴弹嘛,我们总共只有两颗,”普里日纽克说,对谁也没看一眼。
“会送来的,”一个边防战士说,“不会扔下不管:都是自己的伙伴嘛。”
后来又来了约莫十五个人。一个带炮兵标记的红褐色头发的上士报告说,这些人是派来增援的。普鲁日尼科夫同他一起把新来的战士们分配到各个隔堵室里,布置在窗龛跟前。
一切准备就绪,德国人的计时器依然在不停地滴答,不急不慢地一秒钟一秒钟地计算着时间。这种计时的声响始终萦绕在普鲁日尼科夫的耳际,他试图以集中精力考虑进攻来把这种声音压下去,但是响亮的滴答声却讨厌地往耳朵里直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