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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第1页）

dc儿童游戏中的拟人化

（1929）

在我不久前发表的论文《早期分析的心理学原则》（1926）当中，我曾描述在我分析儿童的经验中，对游戏有着根本影响的几项机制。我在文中指出，儿童游戏中不断以各种姿态一再出现的特定内容，实际上与自慰幻想的发展核心相同，而儿童游戏的主要功能之一，就在于提供纾解这些幻想的发泄管道。除此之外，我也讨论了游戏与梦中的表征媒材之相似性，以及愿望实现（wish-fulfilment）在这两种心智活动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另外我也注意到儿童戏局中的一项主要机制，在此机制中，孩子会发明与分派不同的“角色”。在此篇论文里，我的目的在于更深入地探讨这项机制，并借由众多不同类型的病症实例，来说明这些儿童引入戏局中的“角色”或拟人化身，与愿望实现之间的关系。

根据我到目前的经验，患有精神分裂的儿童并没有办法进行我们所谓的游戏，他们只会做出某些千篇一律的动作，因此想借之深入他们的潜意识，根本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不过当我们真正成功的时候，会发现与这些动作相关的愿望实现，其实就是对现实的否定与幻想的抑制。在这种极端的状况里，拟人化并未成功。

在这些游戏中，主要是愿望实现的力量促使厄娜努力地认同较强的一边，如此一来才能抑制她对迫害的恐惧感。这个沉重的自我，试图影响或欺瞒超我，以预防超我真的如它所声张地去欺压本我。自我尝试召唤具高度施虐性的本我一同来为超我服务，撮合两者一起对抗共同的敌人。为达成这一目标，需要大量运用投射与置换的机制。当厄娜扮演残酷的母亲角色时，调皮的小孩就是敌人；而当她是那名受到迫害、但后来又变得强而有力的小孩时，敌人的角色就改由邪恶的父母来担任。不管是哪一种状况都存在着一个动机，即自我企图在超我面前合理化，好沉迷于不受限制的施虐中。基于这样的“盟约”，超我必须采取行动，以对抗看似对本我不利的敌人。然而，本我却偷偷地继续追求其占优势的施虐满足，其对象是原初客体。如是而来的自恋满足，让自我一边不费吹灰之力地战胜敌军，一边又让超我服服帖帖，这一点在消除焦虑上简直具有不得了的价值。这种两大势力间的盟约模式对较不极端的案例而言，其成果也相当辉煌，不仅对外界来说可能看不出任何迹象，同时也不会造成病症的并发。但在厄娜这个病例里，情况却完全失控，因为本我与超我的施虐欲都已超过极限，于是，自我与超我联合出击，并试图惩罚本我以获取一些满足，但却无可避免地遭到失败。强大的焦虑与良心的苛责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反抗，这证明了这些相互对立的愿望实现，没有一项能够长久绵延。

接下来的这个例子，将详细地呈现一些和厄娜情况类似的问题，如何透过不一样的方式获得解决。

另一种带有严重强迫性精神官能症状的情形，也许可从我两岁又九个月大的小病人——莉塔——的游戏中略窥一二。在一个非常具强迫性的仪式之后，莉塔把她的娃娃包起来放上床睡觉，然后再摆了一只大象玩偶在娃娃的床边，这个动作的涵义是大象要防止“小孩”爬起来，否则小孩会偷偷潜入父母亲的房间里，伤害他们或偷走一些东西。这只大象（象征父亲意象，扮演着阻碍者的角色。透过内射的作用，在莉塔的心中，她的父亲长久以来就是扮演着“阻碍者”的角色。而当她快两岁时，她希望篡夺母亲的地位、夺走母亲肚里的小孩，并伤害、阉掉父母。在戏局中，当这个“小孩”受到惩罚时所呈现的愤怒与焦虑反应，显示出在莉塔的心中，有两个部分正同时操演着：一是施加惩处的权威，另一是承受惩罚的小孩。

现在再让我们来看看另一个源自较轻微强迫式精神官能阶段的游戏。在莉塔稍后的分析治疗里（当她满三岁之后），出现了一个“旅行游戏”，这个游戏在整个分析过程中几乎不曾缺席过，其形式是这样的：莉塔和她的玩具熊（象征阴茎）搭着火车，去与一位好心的女士见面，这位女士除了会逗他们高兴外，还送他们礼物。在分析治疗的初始阶段出现没多久，这个欢乐的结局通常立即被搞砸。莉塔想要自己驾驶火车，所以希望把司机赶走，然而，那位火车司机不是严词拒绝，就是在离开后又折返回来吓唬她。有时候也会出现一个坏女人来阻挠旅途的进行，或者是最后他们会发现原来遇上的其实不是个好女人，而是个坏女人。这个游戏（受阻情形较一般严重）与前述例子中愿望实现的歧异非常明显。在此游戏里，原欲的满足是正向的，而且施虐倾向所扮演的角色，并不若在前述病例中重要。如同乔治的例子，这里头的“角色”主要有三个：一是自我或是本我，二是扮演帮助者的角色，最后是象征威吓者或引发挫折者的角色。

如此产生的帮助者角色，大多具有一种极端奇幻的形态，如同乔治的例子中所显现的一般。在某个四岁半男孩的分析治疗中，有位“好妈妈”经常在晚上出现，而且还会带好吃的东西来和他一起享用。此食物代表父亲的阴茎，是她悄悄偷来的。而在另一次的分析治疗里，这位好妈妈用一只魔杖治愈小男孩的父母对他施暴所留下的一切伤痕。然后她和他同心协力，一起用某种残忍的方式杀害那对粗暴的父母。

我曾提出一项结论，说明超我分裂为原初认同（rimalidentifications），并在不同的成长阶段中被内射的现象，其实是一种与投射类似且相关联的机制模式。我相信，这些机制（分裂与投射）即是游戏中拟人化倾向的主要因素，透过它们，勉强维持的超我整合才能暂且放弃，且力促超我与本我之间休战的紧张也才得以降低。内在精神的冲突因而变得较为和缓，也终于可以被移转至外在世界。当自我发现这样的向外转移，证实了精神的发展过程中虽充满焦虑与罪疚感，却也能顺利找到出路，使焦虑大量减轻，那么由此获得的喜悦感便自然增加许多。

我已经提过，儿童面对现实的态度，很自然地会在游戏中展现出来。而至目前为止，我们一直视拟人化为判定心理状况的标准，现在我想再更清楚地说明，面对现实的态度如何与愿望实现及拟人化的因素产生关联。

在厄娜的分析过程中，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无法建立与现实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可爱慈祥的母亲，与游戏中那个以奇异怪诞的迫害羞辱手段对待小孩的“她”之间，似乎存在着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然而，当分析工作进行至偏执特质开始显明的阶段时，许多以怪异扭曲的形式反映真实母亲的细节逐渐浮现。在此同时，孩子对现实的态度也逐一浮现，但事实上都已经经过强烈的歪曲。厄娜运用她的敏锐观察力，将身边发生的所有事情巨细靡遗地记下，再以一种非真实的方式将这些细节放入她的被害与被侦察系统内。例如，她相信父母亲之间的性交行为（她想象那是只要他们单独相处就会进行的事）以及他们俩对彼此的关爱动作，都是因为她母亲想激起她（厄娜）的嫉妒而起；她假设母亲的一切欢愉来源以及每个人的快乐原因都是源自于此。特别是女人，她们穿着漂亮衣服，就是要让她不舒服等等。不过她也意识到自己的这些想法有些特异，因此必须小心保密。

如我说过的，乔治的游戏中表现出的疏离现实行为是很值得探讨的，厄娜的游戏也一样。在分析治疗开始的第一阶段，当吓阻性与惩罚性的意象不断增强时，竟几乎看不出它们与现实的关系。若现在我们以莉塔第二阶段的分析中出现的关系来看，我们或许会将之当作是典型的精神官能病童症状，包括那些年纪大于莉塔的病童在内。在她此一阶段的游戏里，异于一般妄想病童之处在于：她呈现出认识现实的态度倾向，虽然仅限于对那些她曾经历过但从未克服的挫折感做出回应而已。

在患有精神官能症的病童身上，会出现一种“妥协”的情况：仅有极少数的现实获得肯定，其余的则仍处于被否定之列。除此之外，还有因罪疚感而产生对自慰幻想的过度潜抑，其后果即为我们常在精神官能病童身上看到的游戏与学习抑制。他们用以自我掩护的强迫式症状（首先出现在游戏中），反映出过度抑制幻想以及与现实的不健全关系之间的妥协结果，因此仅能提供极其有限的满足形式。

正常儿童的游戏，则显示出幻想与现实之间有较佳平衡。

现在我将对不同类型病童在游戏里显现出面对现实的态度，略做一番归结。患有妄想痴呆（arahrenia）的儿童，其幻想潜抑与抽离现实的情形最为严重。至于妄想症儿童与现实的关系，则听命于活跃的幻想，两者之间的平衡取决于非真实性。精神官能症儿童呈现在他们游戏中的经验，都严重地充斥着他们对惩罚的渴求与对不幸结局的恐惧。相对地，正常的儿童能以较佳的方式来处理现实的问题，他们的游戏显示出他们拥有较强的力量去影响现实，并活在与幻想和谐共处的现实里。更有甚者，他们较能承受无法改变的真实局势，因为较为自由的幻想提供了他们避难的空间，而且在面对以自我协调形式（ego-syntonicform，指游戏与其他升华方式）呈现的自慰幻想时，他们也能够进行较全面的宣泄，因而有更多获得满足的机会。

现在再让我们来看看，现实态度与拟人化及愿望实现过程之间的关系。在正常儿童的游戏里，后者证实对于在性器层次上的认同，具有较强烈持久的影响。随着意象趋近现实客体的程度增加，良好的现实关系（正常人的特征）便较为突显。那些带有混乱或转移现实关系特质的疾病（精神病与严重的强迫性精神官能症），通常在其中的愿望实现都是负面的，而且于游戏中呈现的角色类型亦极端残忍。我曾经试着借由这些实例来说明，此时的超我虽然处于初阶的形塑阶段，却已不断向上攀升。而我更做出下列的结论：被投射于自我发展最初阶段的可怕超我，其肆无忌惮的遽然攀升是导致精神问题的基本因素。

在本文中，我已详细地探讨拟人化机制于儿童游戏中的重要功能。现在我必须点出此一机制在成人心理生活中的重要性。我已经说过，此机制是一具有重大、普遍意义的现象之基础，同时亦为儿童及成人分析工作中移情研究的重点。假如一个孩子的幻想够自由的话，他将在游戏分析中把最纷杂矛盾的角色分派给分析师。例如，他会要我负责本我的部分，因为在此投射性的角色里，他的幻想才能在毋须引发太多焦虑下便找到宣泄的出口。缘此之故，在认定我是那位带父亲阴茎给他的“好妈妈”之下，小男孩杰拉尔德不断要我扮演一个趁深夜偷偷潜入母狮笼里的男孩，除了攻击它外，还抢走幼狮、把它们通通杀死吃掉。而他自己又成为那头母狮子，在发现我的恶行后，用最残忍的手段把我杀害。这些角色配合分析情境与潜伏焦虑的多寡，不断地交替出现。例如在稍后的时期里，男童自己担任那个潜入狮子笼里的恶棍，而我则变成了那头凶残的母狮。但那些狮子很快就被换成一个好心妈妈，这个角色也是由我来扮演。此时小男孩已经能够自己代表本我（这表示他与现实的关系已经有所进展），因为他的焦虑已经多少有所减弱，这一点可从好心妈妈的出现看出。

因此我们看到，借由分裂与投射的机制，冲突因而减退或移至外在世界，这不仅是移情的主要刺激之一，也是分析工作的推动力。甚至我们可以说，更强大的幻想活动与更丰富正面的拟人化能力，就是促使移情能力增强的必要条件。的确，妄想症患者拥有丰富的幻想生活，但其在超我结构中，是由残忍、焦虑所引发的认同所掌控，这个事实使得他发明的每个角色都负面得不得了，而且都离不开迫害者或被害者等僵化的角色范畴。就精神分裂症而言，基于投射机制的不良运作，拟人化与移情能力都无法施展，而这又会影响到患者建构或维持面对现实与外在世界关系之能力。

最后，我想针对治疗法说几句话。在本文里我试图说明，最严厉与最具压迫性的焦虑乃从早期自我发展阶段中内射的超我而来，此一早生的超我，是引发精神病的基本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