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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第2页）

我先简短地报告一下这个病例的最后结果。尽管小男孩在治疗期间必须面对一些非常困难的处境，因为他的父母后来离了婚，而且都在相当艰难的情形下各自再婚，但他的精神官能症却在分析治疗后完全痊愈，他的焦虑与游戏抑制都不见了，在学校表现良好，社交上也适应得不错，过得相当快乐。

也许各位会提出这样的疑问：既然我在本篇论文开头声称要探讨正常小孩的问题，为何却在此深入地描述一个明显患有强迫式精神官能症的案例？事实上，如我曾经数度提到的，同样的素材在正常儿童身上一样也看得到，只是精神官能症患者显现出来的，比在一般正常小孩身上也会出现的症状更为明显而已。想要解释为何同样的心理基础会导出如此歧异的结果，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以彼得的例子来说，由于口腔施虐与肛门施虐固着的强度实在太大，使得他完全任其摆布。某些经历对于他强迫式精神官能症状的爆发，亦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彼得在约两岁时出现非常剧烈的转变，而他的父母亲提起这些事时，并未十分在意。当时他弄脏自己的习惯又再复发，而且他会停止所有的游戏、开始破坏他的玩具，变得非常难以管教。

经由分析显示，原来在他发生转变的那个夏天，彼得与父母同睡一房，曾经目睹过他们的性交行为。这幅情景原本就十分具口腔与施虐性质，因而更加重了他的固着态度。在当时，他已经或多或少处于性器发展期，却因这个事件而退化至前性器发展期，因此，他的整个性欲发展实际上是受到这些阶段的主宰。六个月后他的弟弟出生，更使得他的冲突与精神官能症加剧。但是，在此案例中，对此一强迫式精神官能症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也许还有另一项独特的因素，那就是衍生自超我的罪恶感。拿彼得来说，早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已有比他的自我倾向更具虐待性的超我在操弄着。面对此番激烈的战斗，脆弱的自我无法招架，强大的潜抑于是产生。此外，另一项因素亦不容小觑：有的孩子禁不起一点点焦虑与罪疚感的考验，彼得就是。他的施虐冲动与超我之间的拉扯，如同惩罚般不断地威胁着他，因而对他形成非常可怕的障碍。在潜意识中，圣经里“以眼还眼”的格言警示发挥了作用，这解释了为何儿童总会有一些奇幻想法，认为父母可能对他们做出以下这些事：杀掉他们、煮熟他们、阉割他们等等。

如我们所知，父母是超我的来源，他们的命令、禁令等等都透过超我传递至小孩身上。但是这个超我却和父母不一样，其中有部分是筑基于孩子自己的虐待幻想之上。而这般强烈的潜抑只会使冲突更加稳当地进行，永不止歇。更有甚者，借由遏止幻想，潜抑使儿童无法利用游戏去宣泄幻想，让它们循另一种方式达到升华，以至于这些固着现象处在永无止境的循环中。我曾经提到，循环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潜抑让这个过程一直持续着，而那受到潜抑的罪疚感，同样也造成了不少阻碍。因此，孩童不断地重复着一连串五花八门的举动，以表达对受惩罚的渴求与想望。这种对于惩罚的渴望是儿童不时做出调皮行为的主因，但这也与罪犯连续犯案的行径不无雷同，就这一点我稍后将会加以说明。我也要告诉各位彼得在他的小娃娃扮演游戏中做了些什么：他们调皮捣蛋、遭到处罚，然后杀掉父母亲，接着换他们被父母杀害，整件事情不断轮回演出。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源自各种不同因素、但又受到罪疚感严重影响的强迫重复（reetition-comulsion）。由此，我们已经多少能分辨出正常小孩与患有精神官能症状的小孩之间的差别：固着的强度、固着行为与他们自身经验产生关联的方式与时间点，以及视内外因素响而定的超我之严厉程度与整体的发展形态，再加上孩子忍受焦虑与冲突的能力等等，都是决定他们是否正常发展或是产生精神官能问题的一些首要因素。

不管是正常或是不正常的小孩，都会运用潜抑来解决冲突，而只要情况不甚严重的话，整体的循环现象便不至于太过强烈。除潜抑之外，他们还有其他机制可以援用。但同样地，唯有施行的强度能决定其成果，如逃离现实即是其中之一。对于现实的不满，孩童的愤恨其实远比表面上显现出来的更强烈，但孩子会试着将之导入幻想中，而非让自己的幻想去配合现实。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又得到了一个答案：就如我曾提出探讨的，原来孩子能够这般地将自己的内在痛苦隐藏，不显于外。我们知道小孩子常常在恸哭之后便很快地回复；而有时当我们看到一个孩子很陶醉在一些无聊的小事之中，便说他很快乐，事实上，他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有个让他能够多少拒绝长大的避风港，那就是逃离现实。对于熟悉儿童游戏生活的人来说，他们都知道这个游戏生活是与儿童的冲动生活及欲念全然相连的，他们会透过幻想来表达与成全它们。从表面上适应得不错的现实之中，孩子仅会撷取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于是我们看到，在孩子生命中的某些时刻，当现实的要求显得更加紧迫时，例如要开始上学的时候，许多困难立即油然而生。

我曾说过，我们在各种发展形态之中，都看得到这个逃离现实机制的运作，但主要不同的是程度的问题。当某些决定强迫式精神官能症发展的因素正发挥作用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对现实的逃离也在逐步膨胀至主导的态势，进而形成精神病迸发的基础。有时候我们会在某些孩子身上发觉到这些因素的踪迹，他们表面上看起来相当正常，通常不会展现出非常强烈的幻想生活与游戏能力，而以另一种普遍的反应模式呈显这种逃离现实与求助于幻想的机制，即不断地安抚自己欲求上的挫折，借由游戏与一些奇想来向自己证明一切都很好，未来也是。孩子们的这种态度很容易让成人产生错觉，认为他们比实际上要快乐得多。

再以杰拉尔德为例，其实他的快乐与活力，有部分是被设计来隐藏那些因自己或他人而引起的焦虑与不快。这样的情况很快地便因分析治疗而改变，帮助他摆脱焦虑，以一种坚稳许多的满意感来取代他人格中不自然的那一部分。从这个角度而言，对正常小孩施予分析治疗是绝对有益的。没有任何一个孩子从未遭遇困难、恐惧与罪疚感的煎熬，而就算这些因素看似微不足道，它们却会引发意想不到的痛苦，同时也为往后生活中更大的焦躁烦忧，提出了初始的警讯。

我曾在彼得的案例中提到，在重复进行禁制行为的强迫状态中，罪疚感扮演着极重要的角色，尽管有时候这些行为的性质各异其趣。有的人可能会认为，在所谓的“顽皮”小孩身上，受惩罚的欲念应该也会产生作用。对此我想引用尼采所称的“苍白的罪人”（alecriminal）来加以响应；他对于被罪疚感驱使的罪犯相当了解。于此，我们来到了本论文最困难的部分，也就是讨论固着现象须经何种发展才会导致罪行的问题。要回答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精神分析尚未就此问题进行太多探讨。很不幸地，我也还未累积足够的经验，以便就这个非常有趣且重要的工作领域提出相关例证。然而，某些与犯罪类型相近的案例，却让我对于这些发展的进行方式有些粗浅的想法。我将援引一个我觉得相当具有意义的病例，主角是一名被送入少年感化院的十二岁男孩，他的不良纪录除了撬坏学校的橱柜、动不动就偷东西外，主要就是常搞破坏、对小女孩进行性方面的攻击。他几乎没有什么朋友，所来往的也多半是为了做坏事而搭上的混混之辈。他没有特别的兴趣，对于惩罚与奖赏更是毫不在乎。这个孩子的智商远低于一般人，但这点却对分析工作影响不大。整体上治疗进行得相当顺利，效果也还算不错。几个礼拜后我听说他开始有了良好的转变，只可惜经过两个月的分析之后，我因一些个人因素必须停诊很长一段时间。在那两个月的分析里，那孩子原本应该一周来做三次诊疗，却由于他养母的极力阻挠，我总共只会见了他十四次。而在那段极不安稳的治疗期间，他没有再犯下任何罪行，一直到治疗中断后才又开始，之后他又被送进感化院。当我复诊后，尽管我极力争取，却再也无法找他回来做分析。依整个情势推断，我想最后他一定又开始了他的犯罪生涯吧。

现在我将以我在分析期间所得，就他的发展原因做一次简短的探究。这个孩子成长于一个十分孤立不安的环境里。从很小的时候，他的姐姐便强迫他和他的弟弟与她发生性行为。他的父亲早在大战中去世，母亲身体不好，整个家由姐姐一手掌控，所有的事情都十分糟糕。当他母亲过世后，他连续由不同的养母抚养，过程每况愈下，关键似乎在于他对姐姐的恐惧与怨恨。他恨他的姐姐，对他而言她简直就是恶魔的化身，这除了跟他们的性关系有关之外，尚且因为她对他的凌虐行径，以及对濒死母亲抱持的恶劣态度等等。然而另一方面，他却又被某种建立于憎恨与焦虑之上的支配固着牢牢地控制着，使得他离不开姐姐。除此之外，还有更多深沉的原因对他的不良行为产生影响。小时候他一直都和父母同床，因而从他们的性交行为之中吸收到施虐的印象。如我之前所指出的，这样的经验会加深他自己的施虐倾向，而和父母进行性交的欲念受到他本身的施虐固着主宰，与强大的焦虑产生连结。在此情境中，在他的潜意识里，他姐姐的暴力形象同时交替地取代了暴戾的父母两者。不管是何种情况，他必须期盼着阉割与惩罚的来临，而惩罚又与他内心那非常暴虐原始的超我相互呼应。因此很自然地，他不断对小女孩进行他过去所承受的侵害，至今的唯一改变是他成了施暴者。他那些撬开橱柜拿东西等等的破坏倾向，都与他的性骚扰行为具有同样的潜意识因素及象征意义。这个男孩觉得自己被压制、阉割，因此必须借由证明自己也可成为施暴者以改变情势。这些破坏倾向中的主要动力，除了要把他对姐姐的怨忿宣泄在物品上之外，便是为了一次又一次地证明自己还是个男人。

然而，在他不断重复做出会招来父母惩罚的行为中，罪疚感亦占了相当重要的因素。他表现出不在乎处罚与无所畏惧的样子，完全误导了我们，这孩子的心中其实充满了恐惧与罪疚感。至此，我们需要探讨的问题是，他的成长过程与我先前提到的精神官能症儿童，究竟有何不同。对此我仅能提供一些个人见解：也许一方面经由他与姐姐的经验，他那原始残暴的超我仍旧坚稳地留存于他稍后的成长阶段中；另一方面，他自己也被此经验束缚着，得不停地和它面对面交战。因此这个孩子遭受焦虑压制的程度，无可避免地比彼得大了许多。与此焦虑相连结的强大潜抑，将所有通向幻想与升华机制的出口切断了，故除了在同一行为中不断交替地重复欲念与恐惧之外，别无他法。相较之下，在前例中的精神官能症儿童，其超我才刚从内心萌生而已，而这孩子却已经经历到无上超我的力量，因此衍生自他真实经验的恨意，势必得透过他的破坏行为才能表达出来。

我曾说过，在这个个案或其他同性质的案例中，早发而强烈的潜抑会遏止幻想的萌生，让病患无法透过其他方式与途径来解决他们的固着问题，让它们升华。在包罗万象的升华过程中，我们发现攻击与施虐的固着亦参与了运作。于此，我提出一项可透过身体来克服暴力与施虐行为的方式，那就是运动，这个方法让由恨而生的攻击性，借由一种社会允许的形式获得纾解，同时又可成为焦虑的过度补偿，毕竟它向个人证明了毋须再向施暴者低头的能力。

在那个小犯人的案例中，能看到升华如何在潜抑受分析削弱时应运而生，是件很有意思的事。这名原本只对破坏、毁损东西感兴趣的男孩，对于建造电梯及与锁匠有关的工作突然表现出高度的热诚。由此或许可推断，那证明了有一种转化其暴力倾向的良好方式，而且表示分析治疗可以让他在目前的罪犯之路外另辟蹊径，成为一位优秀的锁匠。

对我而言，这个孩子的发展与一般精神官能症的儿童之所以不同，原因应在于他与姐姐相处的创伤经验引起的焦虑较为巨大，而且影响层面甚多。较大的恐惧感会引发较强烈的潜抑，而由于此时升华功能尚处于未开发的阶段，因此毫无任何解决之道。更有甚者，这巨大的恐惧感会增加超我的残酷性，并透过这个经验永远固着在此一节点上。

除此之外，我还要提出另一项这种较大的焦虑所带来的效应，但在说明之前，我必须稍微离题片刻。当我提到人格发展的不同可能性时，在同一个出发点上，我列举出正常者、强迫式精神官能症者以及精神病患者为探讨客体，并尽可能地涉及罪犯的问题。但我并未提及性倒错者（theervert）。

我们知道，弗洛伊德称性倒错为精神官能症的负面对应。于此，萨克斯为变态心理学做了另一项重要的注记，他所做出的结论是性倒错者并非纯粹基于缺乏意识，而允许自己做出精神官能症病患因抑制而未做出的反应；他发现，其实性倒错者的意识之约束力毫不亚于后者，只不过是以另一种形式运作着。它仅仅保留禁制倾向中的某一部分，好从其他似乎令超我更加拒斥的部分中逃脱出来。他所排拒的是隶属于俄狄浦斯情结的欲念，而其显现出的缺乏自制，只不过是受同样严格、但运作方式不同的超我影响之结果。

关于罪犯的讨论，几年前我曾经得出类似的结论，并发表于本论文一开始所提及的报告之中。在该报告里，我针对犯罪行为与儿童幻想之间的相似性，做出不少详实的举证。

从我描述的孩童个案以及其他未多加强调但不乏启示的案例中，我发现犯罪倾向并非是因超我的宽容所引起，而是来自于在不同方面运作的超我。正因为焦虑与罪疚感的关系，致使孩子犯下罪案，而在犯案的同时，孩子亦尝试着逃脱俄狄浦斯情结。就我那个小犯人的例子而言，撬开橱柜与攻击女童都是他用以挥别侵害母亲欲念的方式。

当然，这些观点需要更进一步地检验与研究。依我个人的意见，似乎所有的经验都在导向一个结论，那就是并非超我的缺席，而是超我运作方式的不同——也许是超我的固着发生得太早——才是一切的主因所在。

假设这些推断正确，那么等于是为分析实务的发展开启了重大的契机。如果犯罪行为的发展并不是因为超我与意识的不足，而是由于它们运作型态的不同，如此一来，分析治疗应该能够像解除精神官能症般地改善犯罪的问题。就像在性倒错与精神病等问题上，我们也许无法找到处理成人犯罪的方式，但是就儿童分析而言，情况并不相同。儿童并不一定要对分析具有特别的动机，问题仅在于采取何种技术来建构移情，以及如何让分析持续进行而已。我不相信在哪个孩子身上获取不到这样的移情，或者无法引发其爱的能力。以我的小犯人来说，虽然表面上他完全不具任何爱的能力，但经分析后，证实事实并非如此。虽然他对分析不具有动机，甚至对要被送入感化院一事也并未特别讨厌，但他仍对我表现出良好的移情，至少足以让分析顺利进行。此外，分析亦证实了这个迟钝的男孩对他的母亲怀有真诚而深挚的爱。他妈妈在癌症折磨之下未有善终，到末期时整个人几乎完全衰竭枯朽，女儿根本不想靠近她，最后守在床边照顾母亲的反而是他。当母亲病逝后，家人都要离开了，却好一阵子都找不着他，原来他把自己跟死去的母亲一起锁在房里，不肯出来。

也许有人会提出反驳，认为童年时期的倾向尚未明确地显现出来，因此我们可能往往无法辨识出何时孩童将成为罪犯。事情的确是如此，但正是这项说法让我做出以下的结论：欲得知儿童的这些倾向可能导引出的结果的确很不容易，不管是对正常者、精神官能症患者、精神病患者、性倒错者或犯罪者来说都一样；但正因为不知道，所以我们更要想办法知道。精神分析给了我们一些方法，甚至，它不仅能确立儿童的未来发展，也能予以改变，将其引导至更好的路途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