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还有丘园字屿雪,常熟人,寄居苏州,作《虎囊弹》等九种,他们都是仕途失意的文人,与下层人民和民间艺人接近,熟悉舞台演出,并多以苏州民间传唱故事和现实生活为题材,写出大量的作品。
但往往搀杂着封建说教和因果报应的描写,情节上也沾染了明末传奇家过分追求巧合的作风。
包括《清忠谱》是李玉、朱素臣、毕万后和叶雉斐的共同创作,它是以天启年间东林党人和苏州人民反抗阉党魏忠贤黑暗统治的斗争为题材的剧本。
这部作品暴露了以魏忠贤为首的反动统治集团祸国殃民的罪恶,歌颂了周顺昌等东林党人的正义斗争,成功地描绘了人民群众支持正义、反抗暴政的优秀品质,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和时代气氛。
同时这部作品还把市民的政治斗争搬上了舞台,是过去戏曲史上所未曾有的。
当然,需要说明,因为周顺昌耿介正直,集中体现了某些东林党人清廉公正,疾恶如仇的优秀品质。
并且随着东林党人和阉党矛盾的加深,他那种不畏权势,勇于斗争的精神,也更加突出了。
当东林党人魏大中被魏忠贤逮捕时,许多人都不敢接近,周顺昌却独往江边送行,并和他联姻。
后面当阉党的爪牙正在庆贺魏忠贤生祠落成的时候,他却冲进祠堂,大骂他们是“豺狼满朝”,“鸱鸦满巢”,“只贻着臭名儿千秋笑”。
他被捕入厂狱后,在阉党的严刑逼供之下,表现得更加顽强。
他一面痛骂魏忠贤“欺君虐民,残害忠良”;一面表白自己的“劲骨干磨不坏,填胸正气,直将厉气冲开”。
在就义之前,他仍然高呼:“魏忠贤,魏忠贤!??我周顺昌生不杀汝,死作厉鬼,击杀奸贼便了。”
这表现了其至死不屈的精神,当然了,因为周顺昌毕竟是—个士大夫,他的斗争主要是从忠君思想出发的,他一出场就表白自己“忠孝自根心,君亲魂梦钦”。
感伤“怎奈君门万里,空流血泪千行,一点孤忠,徒付数声长叹”。
除掉君侧权奸,做一个名留后世的忠臣便是他的愿望。
因此当别人告诉他,人民知道他被逮,恐怕引起民愤时,他却说;“果有此事,反陷弟于不忠了。”
在生死关头,人民起来挽救他,他还说:“小弟与兄俱读圣书,君命召驾且不俟,今日奉旨来提,敢不趋赴。”
在厂狱里受了种种的酷刑,还想辩白自己的忠心,这些都表现了他的愚忠和对最高统治者的幻想。
作品还成功地塑造了城市人民群众的形象,其中最突出的代表要算颜佩韦。
同时他的性格特征是豪爽,重义气、有胆识,具有毫不妥协的战斗精神。
像是他在李王庙前听书时,听到韩世忠无辜被害,就忍受不住,因而大闹书场。
充分表现出他爱憎分明,疾恶如仇的品质,在听到官府要逮捕周顺昌时,他愤怒地喊出:“公愤冲天难宁耐,怎容得片时捱,任官旗狼虎威风大,俺这里呼冤叫枉、喧天动地,管教你—霎扫尘霾。”
颜佩韦对阉党的斗争是最坚决的,有人提出向官府请求时,他说:“求他什么!他若放了周乡宦罢了,若弗肯放,我们苏州人一窝蜂,待我们几个领了头,做出一件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事来,众兄弟不可缩头缩脑,大家并力同心便好。”
这和周顺昌害怕群众斗争反陷他于“不忠”的思想形成明显的对比。
当然了,《清忠谱》在艺术方面最重要的成就在于比较真实地表现了一场轰轰烈烈声势浩大的群众斗争,同时通过斗争显示出各阶层人民的不同性格。
如《义愤》、《闹诏》二出既写出了颜佩韦、杨念如等的组织群众斗争,也写出了王节、刘羽仪等书生的醉心于写辩呈向地方官恳求,还描绘了北京校尉和地方大小官吏的不同精神面貌。
又如《毁祠》出,通过群众的合力拉倒石牌坊和最后的冒火抢出魏忠贤雕像的头颅来祭周顺昌,颜佩韦等,表现了人民热烈的情绪,并热情地歌颂群众的队伍:“似行兵摆阵,似行兵摆阵,好似天将天神,下临苏郡。”
其次是主题突出,线索分明,要知道明代传奇,特别是反映重大历史事件的戏,往往头绪纷繁,人物复杂,或夹杂爱情描写,冲淡了作品的严肃主题。
而《清忠谱》全剧二十五出都按照周顺昌及苏州市民的反魏党斗争进行,没有多余的人物和情节。
再次,作品写的是苏州实事,作者根据耳闻目见的材料加以组织,搬上舞台,不仅重要事件有历史根据,就是一些细节,如周顺昌写“小云栖”匾额,周茂兰刺血上疏等也都有事实根据。
《清忠谱》是我国戏曲史上第一部“事俱按实”业《清忠谱序》)的历史戏,在清代舞台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这对后来的《桃花扇》等剧有影响。
而在李玉—派作家之外,吴伟业和尤侗是另一类型的戏曲作家,他们的作品大都借历史故事表现个人的怀才不遇或故君故国之思,意境更接近于诗歌而不大适合于演出,因此在文人中有较多的读者,而在群众中影响不大。
这是“案头之曲”的共同特征。
吴伟业除诗文外,还著有《秣陵春》传奇,《通天台》、《临春阁》杂剧,这些作品是“借古人之歌呼笑骂以陶写我之抑郁牢骚”。
《秣陵春》又名《双影记》,写徐适与黄展娘的爱情故事。
徐适原为北宋末徐徽言从孙,在抗金斗争中殉国.作者把徐适写成南唐徐铉之子,通过对南唐亡国的凭吊,寄托他个人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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