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曲要知道文过于典雅,故事离奇荒诞,头绪纷繁,结构松散,从戏剧角度而言,并非成功的作品。
如《临春阁》据《隋书-谯国夫人传》并牵合《陈书-张贵妃传》的史实,写陈后主亡国事,表彰张丽华、冼夫人的才具,来斥责误图的文武大臣。
《通天台》写梁尚书左丞沈炯,在梁亡后寄留北方,凭吊汉武帝通天台遗迹,梦中被武帝召用,力辞出关。它曲折反映了当时亡国士大夫的痛苦心情。
还有像是尤侗,字展成,号悔庵,江苏长洲人,著有《钧天乐》传奇,《举离骚》、《吊琵琶》、《桃花源》、《黑白卫》、《清平调》五种杂剧。
其中平《钧天乐》为感叹仕途坎坷,抒发个人牢骚的作品,而顺治十四年丁酉南闱一案是科场风潮最大的一次,当时有人写诗文和传奇来嘲讽。
《钧天乐》就写于这年秋天,当然,尤侗虽然在《钧天乐自记》中说明并非直接讽刺的作品,但他对现实的不满还是很明显的,所以他说:“然登场一唱,座中贵人未有不色变者,其知我者稀,而罪我者已多矣。”
作品分上下两本,上本写文才出众的沈子虚,应试落第,而不学无术的贾斯文等,却因财势而得中式。
子虚乃上书揭发时弊,反被乱棒打出,偶过霸王庙,痛哭于霸王神像前,申述其抑郁不平之气。
并且它不仅表现了科举制度的腐朽,同时也比较全面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白倒置,奸宄横行。
下本写天界考试真才,沈子虚遂中状元,并得夫妻团圆,表现了作者的幻想。
《读离骚》写屈原怀沙而死,宋玉为之招魂的故事。作者着意刻划了屈原不与权奸小人同流合污的高洁品格,歌颂了屈原的爱国精神。
《吊琵琶》写昭君出塞和文姬吊青冢的故事。
《桃花源》写陶渊明入桃花洞成仙的故事,而《黑白卫》写女侠聂隐娘的故事。
至于《清平调》写李太白的故事,这些作品写于他六十一岁被诏征博学鸿儒以前,不时流露了作者的怨愤,情绪偏于感伤,缺乏深刻的社会内容。
尤侗擅长诗文,又精于音律,故其词曲成就较高,说白则比较艰深古奥,而且动辄千言,不宜于演出。
万树字花农,号山农,江苏宜兴人,著有戏曲二十余种,流行者有传奇《空青石》、《念八翻》、《风流棒》三种,都是写一个才子与二女成婚的风情故事,所以称为“拥双艳三种”。
同时需要说明,因为万树为吴炳的外甥,他的作品直接受吴炳的影响,片面追求情节的离奇巧合。
如《念八翻》就是因剧中情节有二十八翻变化而命名,《风流棒》专写风情故事,虽以结构整齐见称,但缺乏真正的戏剧冲突,处处是误会,因而处处显露出人工的痕迹。
《空青石》、《念八翻》在叙述风情故事的同时,也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但并没有揭露现实,只是套用一些公式。
万树有文才,对音律也很有研究,然而他的作品专为两广总督吴兴祚家伶演奏而作,思想庸劣,成就远逊于清初其他作家。
就像前面说的,从明代中叶到清初,传奇的创作又进入鼎盛时期。
在创作实践的基础上,戏曲理论相应地得到发展,像是明徐渭的《南词叙录》批判了从《香囊汜》以来“以时文为南曲”的倾向;而要求戏曲能“感发人心,歌之使奴、童、妇女皆喻”。
臧懋循的《元曲选后序》论曲推重“随所妆演,无不摹拟曲尽”的“行家”,而认为“出入乐府,文采焕然”的“名家”不足贵;都在戏曲创作倾向方面提出有益的意见。
比如骥德的《曲律》不仅在音律、作家作品的评论方面提出了宝贵的论点,而且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戏曲创作的各个方面的问题。
同时李贽、冯梦龙等的评点本又结合作品的人物、关目,曲白等加以评论,多所发明。
到清代有关戏曲理论的著作更多,然而多集中在韵律、词藻和本事考证等方面,在创作实践和舞台演出方面提出较多可贵意见的当推李渔。
就比如李渔,浙江兰蹊人,生于江苏如皋,自少遍游四方,曾到过苏,皖,赣,闽、鄂、鲁、豫、陕、甘、晋、北京等地。
到了晚年自南京移家杭州西湖,因自号湖上笠翁,并且自蓄家妓,携至各处献艺,积累了丰富的戏曲演出经验。
他的戏曲论著存《闲情偶寄》中,分为词曲和演习两部,词曲部从结构、词采、音律、宾白、科诨、格局六方面论戏曲文学,演习部从选剧、变调、授曲、教白、脱套五方面论戏曲表演。
李渔很重视戏曲文学,他说:“填词非末技,乃与史传诗文同流而异派者也。”这是由于他看到了戏曲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和强大的感染力。
他认为“传奇一书,昔人以代木铎,因愚夫愚妇识字知书者少,劝使为善,诫使勿恶,其道无由,故设此种文词”。
所以,他把戏曲看做封建社会的“寿世之方”,“弭灾之具”。他写戏的目的也“不过借三寸枯管,为圣天子粉饰太平;揭一片佛心,效老道人木铎里巷”。
这种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帮闲文人的立场,严重地影响到他的戏曲理论和创作的成就。
但是,由于他从演出出发,重视舞台效果,所以他关于戏曲文学和表演方面的论述仍有独到的见解,而且系统地总结了前人的成就。
李渔不同于那些专从一个曲牌,一些字句出发的评论家,而很重视作品的结构。
他指出当时所撰剧本“所以不被管弦、付优盂者,非审音协律之难,而结构全部规模之未善也”。
他提出了立主脑的问题,这就是现在说的主题。他说:“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脑。主脑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