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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六十八章 戏曲演绎（第4页）

而且熹宗特别爱服用外洋进贡的料子制成的葵黄色云子披肩和猩红色扁辫。

戏曲在宫廷中的演出到了清代达到了顶峰，几乎清王朝所有的皇帝都很喜欢看戏，并且参与演戏，编写等。

仍然是赵山林中国戏曲观众学》一书中第八章第四节专讲“清代宫廷演剧”。

赵先生大致按照年代的变迁，统治者的更替为顺序，详细说明了各统治者在位期间的观戏活动，并且对他们对剧目的选择方面做了比较细致的说明。本文在下一章节中会专门提到剧目选择，所以暂不赘述。

曹大德清代宫廷戏曲》一文言简意赅，围绕宫廷戏曲选择做说明，罗列了深受宫廷喜爱的剧目，从侧面也能看出，皇帝及嫔妃是戏曲的忠实观众，但是该文参考文献很少，文中观点也有可能以主观居多。

2、特殊观众:商人和军士。

戏曲自产生以来，便与商业有着密切的联系，而随着商人地位的不断提高，商人成为了戏曲观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赵山林中国戏曲观众学》第三章中有六小节探讨了商人与戏曲之间的关系。

作者认为，明代初年朝廷对官吏、士子、军人看戏管束比较严格，但是对商人稍为宽松，原因是可能出于经济上的考虑。

虽然没有更多的文献能够证明这一论断，但从推测的角度看，经济因素的确有可能是其中重要的因素之一，因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各方面已经离不开商人的参与了。

到了明代中叶以后，皖南的徽帮逐渐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商帮，其中盐商的利润最为惊人，这些富商大贾之所以对戏曲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作者认为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声色之好。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文化娱乐上显示自己的力量，并以此为手段，广通声气，结纳名流，以扩大自己的影响。

为了证明这一论点，作者引用文献证之:徽州人黄钟自幼跟随二兄外出经商，足迹遍及台州、宁波、苏州、扬州、南京等地，“卜地利则与地迁，相时宜则与时逐。善心计，操利权如持衡。居数十年，累巨万。”

起初他并没有考虑到戏曲等声色之好，后来到扬州，看见阳翟“日以声色为娱”，他才叹曰:“彼哉靡靡乎庶几乎达者矣”“乃散千金，征歌舞，为五陵豪”。

戏曲发展到了清代，已经达到较为繁盛的时期。

由于有实力的商人增多，他们对于戏曲的爱好不仅局限在观赏，同时还蓄养家班，充当家班主人的同时还是一个观众，既满足了声色之好，又在客观上促进了戏曲的发展。

书中介绍了清代徽商与扬州戏曲，粤商与戏曲等。

现就作者对后者的观点作一梳理:从乾隆二十四年开始，由于清高宗下令广州为全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于是广州成了万商云集的地方。

内地商人要等到货物脱手后才能离开广州，于是他们在滞留广州期间，主要靠看戏作为消遣娱乐的方式，也正因为如此，各省地的戏班嗅觉灵敏，纷纷涌进广州，其中，姑苏班由江浙来，徽班由安徽来，弋阳腔班由江西来，湘班由湖南来。

这些戏班统称为“外江班”，与当地的“内江班”相对。“外江班”的基本观众主要为各省来广州的商帮。不仅外地来的行商要看外江戏，本地的坐贾也有对外江戏表示热心者。由此看来，商人作为观众的原因很明确，也是大势所趋。

与商人相比，军士更是一种特殊的观众。

赵先生认为所谓“军士”便是穿着军装的农民，我对这一概念不是特别认同，穿着军装的农民这句话侧重点到底是农民还是军士呢，当然，从书中的观点看，作者侧重指的就是士兵。

作者说宋元两代对军士看戏演戏从目前仅存的文献来看并无禁令，但是明清开国之初，情况就发生变化了。

特别是明初特别严酷，朱元璋下旨:“在京但有军官军人学唱的割了舌头，下棋打双陆的断手，蹴圆的卸脚，做买卖的发边远充军。”

但是军士的戏曲爱好却是非严酷的禁令所能止的，文中书，明中叶以后，禁令渐渐松弛，随着军队的经常换防，随军戏班就跟到哪里，这对戏曲声腔的流行方面也起到积极作用。

我认为书中这一段论述稍显仓促，作者如能把随军戏班的来龙去脉详细说明会更有说服力，因为在明初那么严酷的禁令下，随军戏班是不可能出现的。

3、士大夫

书中一开始便提到，中国戏曲丛主题上说是民间艺术，也就是说广大的下层您才是戏曲的最忠实的观众，才是戏曲艺术最热忱的孕育者和扶植者，而士大夫只不过是在民间观众欣赏之后，才逐渐加入了观众的行列。

我们暂不讨论谁前谁后，总之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士大夫也是戏曲的爱好者。

但是，历来都有反对士大夫看戏的舆论，书中略举了有代表性的数家:

元至顺康辰郑氏积诚堂本事林广记莅官政要》:“上官三不入宅:一、子弟不可入宅，二、牙婆不可入宅，三、师尼不可入宅。人家亦然。居官处家，有一于此，鲜不为患也。”

元郑太和郑氏规范》:“一、既称义门，进退皆务尽礼，不得引进倡优，讴词献技，娱宾狎客，上累祖考之嘉训，下教子孙以不善，甚非小失，违者，家长箠之……

明管志道从先维俗义》卷五深追先进遗风以垂家训议》:“今之鼓弄淫曲，搬演戏文而士大夫恬不为怪，以为此魏晋之遗风耳”。

管志道对于吴、越一带戏曲盛行，世家子弟甘于优人为伍，士大夫习以为常的局面感到非常担忧，他认为“戏乐诲淫”“导欲增悲”，主张连招待宾客的演剧活动一并禁绝。

其中明高攀龙家训》中提出的戏曲有害的几条理由在那个时代是很有代表性的，但在士大夫阶层中也不断油人以各种形式加以驳斥。

罗列几条高攀龙提出戏曲有害的几条理由:

读书即是看戏，看戏即是读书。

高认为看戏是“妨人读书之功”。但从明中叶起，有不少士大夫认为看戏不仅不妨害读书，而且对读书、作文有很大的促进。戏曲观众学》一书中列举了几则士大夫认为观戏有益的故事。

这些故事都说明:对于士大夫及其子弟，观剧已经成为一项颇具诱惑力的精神享受，关键是如何寻找出它的合适位置，以维持士大夫精神上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