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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五十八章 各尽所能（第2页）

而另一洋务派代表两广总督张之洞则兴办自强学堂，在其招生章程中强调“自强之遁，贵手周知情伪，取人所长。若非精晓洋文，即不能自读西书，必无人会通博采”。

像是1898年他在《劝学篇》中列《广译》，阐述他的翻译主张。“多译西国有用之书，以教不习西文之人“是培养译才，发展翻译事业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他将翻译之学分为“上、中、下”三等，“下等三年，中等五年，上等十年，??”他还将译书之法分为三种:一是各省多设译书局，二是出外大臣访其国之要书而选译之，三是鼓励书贾，文人广译西书。

他还在《广译》最后强调翻译东洋之书的必要性。

第二阶段的科技翻译同第一阶段一样，都有外国传教士的参加，但有两点不同，一是“虽创始于客卿，继起者则均系国人”。

二是与宗教脱离关系，这一阶段的译事主要由北京的京师同文馆和上海的江南制造局大机构组织，主要翻译家有傅兰雅、伟烈亚力、林乐知、丁善兰、俆寿、华蘅芳等等。

因此京师同文馆正式成立于1862年6月11日，也就是同治年五月十五日，起初招收10名学员，聘请英国传教士包尔腾（johns。burdon）教习英文，规定“只学语言文字，不准传教”。

但是到了后来，又陆续增设了俄文馆、法文馆、德文馆、东文馆，学生除学语言外，还兼习数学、物理、化学、天文、航海、万国公法、政治学、世界历史、世界地理、译书。

聘请的教员中有丁韪良、傅兰雅、李善兰等。

师生们除了学习外语，还有一项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译书。

据张静庐编辑的《京师同文馆馆规》载，学员入馆第一年功课要“以洋文、洋语为要。洋文洋语已通，方许兼习别艺。”

第二年的课程中包括“翻译条子”、“翻译编选”、“翻译公文”、“练习译书”等。

每年的岁考和各种大考都有翻译题，译公文、译书籍等。

同文馆的译书主要由师生共同完成。

据（吉少甫编）《中国出版简史》载，“30多年中，北京同文馆翻译出版的著作共二百多部。”

所译书主要分三类:关于国际知识，如《万国公法》、《务国史略》、《富国策》;夈学知识，如《格物入门》、《全体通考》、《化学阐源》。

三是学习外文工具书，如《汉法字汇》、《英文举隅》。

这些译书水平虽然参差不齐，但依旧对近代中国产生过深远影响，如《万国公法》和汪风藻译的《富国策》。

当然，洋务运动时期译书最多的当居江南制造局的翻译馆。

1865年，李鸿章、曾国藩等在上海建立江南制造局。

为了输入西方先进科学，有必要翻译和引进新书，1867年由徐寿和华蘅芳倡议，曾国藩奏请同治皇帝设立翻译馆:“盖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本。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特以披以文义抒格不通，帮虽日可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制日之所以然。”

于是在1868年6月翻译馆建成，隶居江南局1869年上海广方言馆并入江南制造局。

上海广方言馆1864年开馆，招收学员，聘傅兰雅、金楷理、徐寿、华蘅等人教习，功深惟经、史、文艺为主翻译馆译书以“西译中述”形式，即由外国人口述，再由中国人笔述，最后成译文。

傅兰雅曾这样描述译这程:将所欲译者，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则与华士同译，及惟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语，华士惟笔述这;若有难言处，则与华士同译斟酌保法可明;若华士有不明处，则讲明之。译后，华士将稿正润色，令合于中国文法。”

翻译馆的人员包括口译没和笔译员两类:前者以西方人为主，有傅兰雅、林乐知、金楷理、艾约瑟、纬烈亚力、玛高温等;后者有徐寿、华蘅芳、李善兰、赵元益、李凤苞、王德钧等等。

据统计，从1868年，1912年，江南局译书共有241种，是早年战争前我国科技翻译之重地。

江南局译书主要为军工制造类，像是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译书》中说:翻译馆译书专以兵为主，其间及算学、电学、化学、水学诸门者，则皆将资以制造，以为强兵之用“。

这些译著水平不一，其中以《代数术》、《决疑数学》、《谈天》、《地学浅释》、《化学鉴源》、《电学》、《光学》、《佐治刍言》等比较有名。

当然，这里可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上面提到的一些主要译员，因为他们也算是为我国有传统的封建社会过渡到现代文明社会起了巨大的帮助。

这里面像是有傅兰雅，他是英国汉学家，在少年时就非常仰慕中国文化的博大和传奇，在1861年受聘任香港圣保罗书院院长。

1862年到京师周主义忱任英文教习。

1865年转任上海英华书馆教习。

1868年江南制造局编馆开馆，他又转任该馆编译，主持馆务，编译《运规约指》、《化学分原》、《化学鉴原》《，代数术》、《微积溯源》、《数学理》等科技术书籍近二三十种，1875年主编我国第一部定期科学刊物《格致汇编》;1885年创办格致书院，直至1896年离华赴美任教于加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