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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四十六章 市镇的发展（第2页）

到宋代，镇才摆脱军事色彩，以贸易镇市出现于经济领域，随着经济的发展镇成为县治和农村集市之间的一级商业中心。

市，多是商贩和行商，商业规模较小；镇，则坐贾较多。

二者在工商业发展程度上有所不同，因为镇的工商业较发达，在经济上对封建统治者来说至为重要，因而设“官”以收税，设“将”以弹压。

所以有人说“有商贾贸易者谓之市，设官将防遏者谓之镇。”

“镇市”作为一个具有经济意义的新名词，正式出现于北宋的熙宁、元佑年间，到南宋以后常见于官方文书以及地方志中，成了一个专门用语。

宋代是一个市镇机能转变的过渡时代。

在宋代，由于城市中市坊制度的破坏，以及邻近乡村地区懋迁的方便，原有的定期市逐渐演变形成商业性的聚落，做为固定居处的市于是形成。

另一方面，原有以行政及军事机能为主的城镇，也逐渐蜕变转化为商业及贸易的重要据点。

这种商业化的趋势，直到明清时代，传统的市镇均脱离了它的原始含义，而以商业机能为标准。

这些市镇都是人口稠密、商店林立、经济繁华的中心地，是介于州县城与乡村之间的新兴小城镇。

在明清的方志中，其间的市镇并没有严格的区分，如弘治吴江县志谓“人烟凑集之处谓之市镇”。

包括乾隆湖州府志也说“田野之聚落为村，津涂之凑集则为市为镇”，嘉靖仁和县志所载杭州附近各市镇则均“市镇”或“镇市”连名。

可见，明清时“市镇”或“镇市”已经成为江南地区一般商业聚落的通称了。

虽然明清时代一般镇大于市，但也有不少是市大于镇，因此，到了清末时期，市镇的标准已经没法分判了。

但可以江南市镇的基础奠定于宋代，宋代的农业革命与商业革命，以及“苏湖熟，天下足”局面的出现，为江南市镇的兴起提供了有力的经济支持，不少江南市镇都可以追溯到这个时代。

像乌墩镇（即乌镇）、梅溪镇、四安镇、南浔镇都是。

此外比较有名的震泽镇的前身震泽市就形成于宋代。

所以我们通观江南市镇的发展，可以发现明代是一个重大的转折。

宋代以来，直到十五世纪末（明成化、弘治年间），可以说是市镇的萌芽与形成时期。

明代的苏、松、杭、嘉、湖等府不仅是财赋重地，也是农工商各业发达的经济中心。

农家经营的商品化与市场化，需要有比集市更高层次的市场与之相适应，这就给市镇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以苏松常杭嘉湖六府而论，在明代该地区市镇确实有了蓬勃的发展尤其是在明成化、弘治年间，出现的市镇发展的第一个高峰，除了该区域的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苏松接近上海的沿海地区以外，近代市镇的基本规模和分布格局，可以说是在明代奠定的。

清代江南市镇继续发展，市镇作为江南地区最活力的经济中心地，作为全国多层次市场中的重要环节，伴随着康雍乾盛世的出现，进入了江南市镇发展史上的第二波高峰。

清末民初，是江南市镇发展的第三个高峰期。

明清江南市镇的繁荣表现在市镇数量的增加、市镇人口的大量增长、市上升为镇等方面。

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三百年间，尤其是正德、万历年间以迄清代乾隆时代，市镇的数量平均增加一、二倍以上，而且有许多市镇达到空前的繁荣。

清代，江南地区的市镇明显地有大量增加的趋势，尤其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江南市镇进入了一个快速成长的极盛时代。

台湾学者刘石吉做过统计，就以苏州府为例：在明初只有30个市，到正德时已经增加到45个市镇了，到清乾隆时增加到100个市镇，光绪时达到206个。

其它府的市镇也基本上都是这样呈增长趋势。

从明代前期开始，经明中后期到清前中期，江南诸多市镇都先后增长了数十户乃至数千户，其人口数量并在明中后期及前中期形成了两个增长的高峰，从而形成了一些千户左右以至万户左右的特大市镇。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许多的市在明清时由市上升为了镇。

像清代松江府的吴家桥市、陆家浜市后来升为了镇。

首先，生产力的发展是市镇兴盛的根本原因。明清江南市镇如此兴盛其根本原因同样也是由于这个地方的生产力有了长足的发展，使得社会分工更加专业、细致和商品经济更加活跃。

江南市镇是在农家经营商品化、农业经济商业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市镇的兴盛与农业、手工业的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