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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七章 何谓萌芽（第3页）

农业是古代决定性的生产部门，提供给人们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农业生产的状况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

为此，历代统治者都把农业当作根本性的大事来抓，采取一系列督促、鼓励、组织农业生产的措施，在国家经济政策上向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方向倾斜。

通过发展农业，封建国家可以征收稳定的土地税来保证财政收入，还有利于社会稳定，将农民紧紧束缚在土地上。

统治者认为，发展工商业不如经营土地使生活有保障，还会加剧劳动力从土地上流失，造成种种社会问题。

因此，重农抑商、以农立国就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治国主张。

这一政策在封建社会初期，对于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巩固新兴地主政权，起了积极作用。

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重农抑商政策的弊端日益暴露。

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这一政策的消极作用就更明显。

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史记-商君列传》

就像汉代的晁错说:“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汉书-食货志》

由此，晁错的观点成了西汉王朝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的依据，认为商人会动摇国家根本，大大的不好，于是开始着重抑制商人。

到了后面明清两代“重农抑商”的具体表现的话，首先是重农，清朝的雍正帝说:“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

“且愚民见工匠之利，多于力田，必群趋而为工，群趋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多，物多则售卖不易，必至壅滞而价贱。”

“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小民舍轻利而逐重利，故逐末易而务本难。”

“苟遽然绳之以法，必非其情之所愿，而势所难行，惟在平日留心劝导，使民知本业之为贵，崇尚朴实，不为华巧，如此日积月累，遂成风俗，虽不必使为工者尽归于农，然可免为农者相率而趋于工矣”。——《清世祖实录》

至于抑商，首先，在商业方面，明清两朝都继承传统的专卖制度，对盐、茶等实行专卖，独占专利，不许民间商人染指。

其次，早在1429年，明政府就宣布把顺天、应天、苏州、松江等33个府州县的市肆门摊税提高五倍。

到明中后期，商税更是有增无减，山东临清的商税七八年间就几乎增加了两倍半多，江苏吴县浒墅关的商税在21年间增加了将近四倍。

到了万历中后期，明神宗派遣矿监税使四出征敛，“行货有税矣，而算及舟车，居货有税矣，而算及庐舍，米麦菽粟饔飧也而税，鸡豕肉食也而税，耕牛骡驴一畜产也而税。”——《明史记事本末-矿税之弊》

后面的清朝更是关卡林立，“关津有过路之税，镇集有落脚之税”。

除正税外，还有各种名目的杂税，如康熙年间江西南昌、饶州、吉安、抚州四府，原先的“岁额无多”，但“有司假以侵渔，吏胥又从而苛之，多征且至一二十倍”。

包括1381年明政府还规定:“商贾止衣绢、布。农家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得衣绸、纱。”

1506年又“禁商贩、仆役、倡役、下贱不许服用貂裘。”

1521年还规定:“商贾、技艺之家器皿不许用银。”

在手工业方面，明清两朝都组建庞大的官营手工业。

明代官营手工业占用工匠达30万人，还有为之服务的民夫180万人。

清代虽将官匠改为雇募，但仍保留相当规模的官营手工业。

官营手工业的存在，挤占了民营手工业的发展空间。

明清政府还对民营手工业加征重税，并压价收购手工业产品。

如景德镇官府除设“御窑厂”烧造瓷器，还把部分烧造任务交给民窑承担，叫做“官搭民烧”。

这种官搭民烧，官府付给窑户的价钱往往很低，实为压价收购。明代“大样瓷缸每口估价银五十八两八钱，二样瓷缸每口估价银五十两”。

实际上“大样缸每口给银五十两，二样缸每口给银十八两。”

这些措施，都极大的打击了商业的发展，可见在重农抑商方面，古代的封建王朝都是不遗余力的，当然，宋朝稍稍除外，并没有清晰的资本主义的观念，还是太保守落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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