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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七十四章 制度的由来（第2页）

政府既不控制生产领域，也不控制流通领域，只是通过更严密的管理来达到保证禁榷收入的目的。

以及对禁榷物品的立法更加严厉。

为了保证政府的禁榷收入，减少因民间私贩造成的收入流失，宋政府制定了严刑酷法，与私贩者问罪。

早期唐代对私贩茶是如此规定的：

“大中初，盐铁转运使裴休著条约：私鬻三犯皆三百斤，乃论死。”

“长行群旅，茶虽少皆死；雇载三犯至五百斤、居舍侩保四犯千斤者，皆死。”

“园户私鬻百斤以上，杖背，三犯，加重傜伐园失业者，刺史、县令以纵私盐论。”

而宋代茶法虽然屡有更易，但法律对民间私贩的惩处则较前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比如乾德二年，民敢藏匿而不送官及私贩鬻者，没入之，计其直百钱以上者杖七十，八贯加役流，主吏以官茶贸易者，计其直五百钱，流二千里，一贯五百及持仗贩易私茶为官司擒捕者，皆死。

到了熙宁七年，于蜀严禁私茶交易，稍重则至徒刑。

南宋后主要实行茶引法，在政府的控制范围内允许园户与商人进行直接交易，因此私贩茶现象有所好转，但是宋政府仍然加强了对商人持引的规定，商人在整个贩茶过程中茶与引必须相随，“如行不随茶，并依客人兴贩引不随茶条法断罪施行”。

禁榷制度发展到宋代，“越来越加强，到蔡京集团当权达到了极点，茶、盐、酒等征榷制更加严密和完备”。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的禁榷制度虽然如此发达，但也并非想象中的无孔不入，有宋一代，自由商业一直是存在的，政府对禁榷之内的物品视具体情况予以不同程度的开放，如食品、服装等民间日常生活用品，一般由民间资本自由经营，国家则予以宏观管理。

粮食、纺织品、药品等，由民间资本和国家共同经营。

即使是榷货中最重要的食盐、茶、酒曲，甚至是绝对由国家控制的海外贸易，也都予以不同程度的开放。

宋自削平诸国，天下盐利皆归县官。官鬻、通商，随州郡所宜，然亦变革不常而尤重私贩之禁。

天下之茶，多由政府垄断（行公卖法），惟于川、陕、广南，听其自由卖买，这便是自由贸易制。

至于宋榷酒之法：诸州城内皆置务酿酒，县、镇、乡、闾或许民酿而定其岁课，若有遣利，所在多请官酤。

三京官所造曲，听民纳直以取。

太宗时，置榷署于京师，诏诸蕃香药宝货至广州、交阯、两浙、泉州，非出官库者，无得私相贸易。

其后乃诏：“自今惟珠贝、玳瑁、犀象、镔铁、鼊皮、珊瑚、玛瑙、乳香禁榷外，他药官市之余，听市于民。”

“官鬻”指由食盐由官府自卖，禁止私贩，这是全面专卖；而“通商”则指令商人纳银于官，领盐发卖，这是局部专卖。

茶在川、陕、广南是准许自由买卖的。

酒在县镇乡闾也是可以民间自酿的。

由于对海外贸易的过分禁榷遭到了反对，舶货也被分成了禁榷物和放通行物，而放通行物是允许自由买卖的。

榷茶是宋代禁榷制度中最重要的内容，其榷法也是很严格的，然而在宋代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其政策也是各不相同的。

官买禁榷即由政府统买统卖，实行专卖，卖引法和合同场法是在政府监控范围下允许园户和茶商直接买卖，通商即为允许商人自由买卖茶叶。

宋代的禁榷如此发达，并不是偶然的，其与一定的历史环境是分不开的。

宋政府加强禁榷制度，首当其冲就是为了维持政府的财政收入。

因为宋朝建国初期，统治者吸取了唐五代藩镇割据的教训，在财制上实行高度的集权，三司和三司使拥有着强大的财权，皇帝对财政的直接控制也得到加强，所以宋初的财政状况基本上稍好。

但到了太宗统治后期，不注意控制财政开支，冗费问题初步显露，随后问题越来越严重，南宋时又面临着强大的金国，战事失败，财务空虚，二者又互为因果互相推动。

宋代冗费中最突出的是冗官和冗军。

宋朝政府广开科举，遍布恩荫，官僚机构日益庞大。

太宗在位二十年，仅以科举取士，“登第亦近万人”，“景德、祥符中，文武官总九千七百八十五员。

今（皇祐元年）内外官属总一万七千三百余员，其未授差遣京官、史臣及守选人不在数内，较之先朝，才四十余年，已逾一倍多矣”，到嘉祐八年，官吏“十倍于国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