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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七十二章 榷茶买卖制度（第5页）

交引价格的这种持续暴跌到底对谁有利，毋须多加分析就已经非常清楚了。

天下茶利并非取之不竭，厚之于此，必薄之于彼。

如果我们再看一下该邀时期宋政府茶利收入的变化情况，将会更加一目了然:

此表可见，在北宋前期东南榷茶的近百年间，国家所获茶利一直呈下降趋势，并基本是与交引价格盘跌同步辟的。

在景德元年引价指数降到15—16%时，担任三司使的丁谓就发出了人称“砻至论”的慨叹:“边籴才及五十万，而东南三百六十余万茶利尽归商贾。”

在天禧恪五年引价指数为5%时，这一年官府在淮荀南十三山场“岁才得息钱三万余缗，而官吏廪给不与焉”。

尤其是当天圣元年前，镇戎军的引价指数跌至%的最低点时，“蕲州市茶本钱，视镇戎军粟直，蹋反亡本钱三之一，所得不偿。”官府简直把老本都赔进去了:

2、商人对茶利的过分攘夺，导致了官、商斗争的陡激烈化，使茶法变革反复无常。

自从东南银榷茶与边地入中绾连在一起，北宋政府就无可奈何地陷入了这样一个怪圈，虚估高，入中少，引价跌。

为获得较多的入中粮草，必须高予虚估，虚估越高，与实值差得越远，引价越贱，不知茶利的“土人”入中者出卖交引获利越寡，势必挫伤其积极性，使入中减少，而入中减少势必又影响军需，官府只得更进一步高抬虚估。

这个怪圈恶性循环，螺旋上升，虚估愈高，引价愈跌，其后果就是使官府为换取入中付出了越来越大的代价。

为了遏止茶利越来越多地流入商人腰包，北宋政府主要采取了三项措施:

明令限定虚估率，像是根据距离远近、交通难易等，统一制定各地虚估比率。

开始时略见成效，如景德二三年，年均获利354万贯，比景德元年骤增了70个百分点，但因交引发行量仍大大超过了官茶拥有量，所以依然没有遏制引价贬值。

还有就是出资回笼交引，如天禧五年“陕西交引益贱，京师才直五千，有司惜其费茶，于是出内藏钱五十万贯，令门祗候李德明于京城市而毁之。”

从这可以看出，除皇祐三年官收价高于市价之外，大中祥符七年和天禧五年均与市价持平，这对售引者又具多大吸引力呢？

再加上政府出资有限，要挽救引价更是杯水车薪惧。

用“见钱法”和贴射法取代交撕引法。

如果说限制虚估和回笼交引依旧是在怪圈中打转的话，那么打破怪圈的根本出路便是斩断东南榷茶与边地入中的联系。

为此，在天圣元平年由三司使李谘等人主持在河北、陕西等地区部分实行了用现钱而不再用交引来偿付入中的所谓“见钱孤法”了。

并把淳化三年曾短期实行过的贴射法再度行于淮南十三山场，其出发点就是尘“使茶与边籴各以实钱出纳，不得相为轻重，以绝虚估之弊”。

尽管为了照顾商人的利益给予了大量“饶润”，例如商人从园户处买茶140—160斤，只须向官府贴纳100斤的净利钱。

但由于商人丧失了从交引贬值中获掐得的厚利，“豪商大贾不能轩轾为轻重”“怨谤蜂起”。

结果这次的见钱、贴射法只实行三年就宣告破产，李谘叮等人被贬官，参与变法的一批三司属吏甚至被流放到沙门岛。

交引法复辟怪圈再现，入中虚估之弊又起，仅“河好北沿边十六州军，自天圣九年至景祐二终，五年便入粮草计虚费钱五百六十八万余贯”。

景祐三年，朝廷不得不再把李樟谘请出来实行见钱、贴射法。

李谘心有余悸深“恐豪商欲仍旧法，结托权贵，以钩动朝廷”请求宋仁宗下诏表示支持。

并对商人做出了大大让步:“听商殄人输钱五分，余为臵籍召保，期年半悉偿档，失期者倍其数。”

商人贩茶只须先纳一半净利，自然成倍地节省了流动资金，应该是相当优惠了，同时见钱、贴射法又使国家收到了“县官滥费自此少矣诜”的益处。

但在“天下商旅无不嗟怨”的咒骂声中，庆历二年，见钱、贴射法再被推翻，无奈之下，又只得将交引法重新恢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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